套利胡子,为什么学习很多炒股知识用来观察分析市场行情感觉很准确但真实炒股那些技术就完全失灵

1、套利胡子，为什么学习很多炒股知识用来观察分析市场行情感觉很准确但真实炒股那些技术就完全失灵？

因为分析用的是后视镜，而炒股交易用的是当时。

1），炒股和数学公式是不一样，这个带有点艺术，不是1+1=2这种算数，它带有艺术感，就是没有固定的规律。

那么数学公式是可以在考试之后做总结的，而且可以借鉴考试过的考题。

炒股是不行的，一样的股票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而这些不确定因素就决定了股价和前一个股票不一样。

2），既然炒股是艺术，那么总结显然是行不通的，一个股票走了一个走势，用指标去分析简直太对了。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指标就是专门总结这些东西的，

比如说MACD是由均线来的，那么均线又是怎么来的呢？是由K线来的，那K线又是怎么来的？是由一天的交易来的，一天的交易怎么来？

就是买和卖，所以任何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会决定买和卖？

那买和卖就没有固定的模式，就有概率，有买方大于卖方的概率，也有卖方大于买方的概率。

比如说，前几天的三七第三板的时候强不强？很强，竞价就成交了3.5亿，但是这么强还是走弱，这就是概率。

比如说中铁这个票，昨天中字头全线彪涨，大盘也是大涨，按理说这种票好歹也要涨一下，但是结局令人意外，中铁这个票在大盘全线大涨的情况下跌了。

所以这就是概率，没有100%。永远有意外。

所以说炒股事后去看是没用的，因为当时有很多确定因素在里面。

比如说一个票，涨了9个点。

事后去看感觉每个人都赚了9个点。

但是实际上，有亏钱卖的，有涨了一个点卖的，有两个点卖的，有五个点卖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会涨九个点。

收盘我们都知道了，

但是当时我们决定交易那一刻我们不知道。

而交易那一刻有很多因素决定我们要交易。

所以总结都对，但是总结在交易的时候会完全失效。

所以说炒股不能用总结的方式去炒股，总结的东西都是没用的。

也不能说完全没用，但是不能作为交易的方向。

因为一个是事后，一个是当时。

比如说，今年有人看见剑桥科技涨了五倍。

他就开始遐想，我最低买，最高卖。

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

是任何人。

因为这个票它不是趋势的票，它就是短线的票，没有任何中长线的逻辑。

比如九安医疗，中通客车这些票，

它就是短炒，就是炒概念，没有任何中长线的逻辑，就是一个杂毛股。

当你看见某一个票涨了三倍五倍，就想吃全鱼，那是你没有看见成千上万的没有涨起来的？或者你忘记了。

试问你一次撞对了，撞到了九安医疗，

那下一次的下一次，还有几十次几百次？

你没有遇到九安医疗，你遇到了连续跌停的，咋办？

盈利一次亏损10次，亏损50次。

那要不然为什么股市有那么多人亏钱？

所以说，股市很多老铁，他们还不明白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

短线只能挣短线的钱，中长线才能挣中长线的钱。

中长线的股票，他的性质都不一样，比如说兖矿能源这些，曾经的天齐锂业这些，这些票才可以做中长线。

因为他有逻辑，这种思维下一次还可以用。

但是像九安，剑桥这种它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

所以说，有些老师们还没有搞清楚股市的逻辑，就去炒股。

那亏钱的概率肯定大。

后视镜是没用的，特别是交易，只能看当时，看久了谁记得住？

为什么短线的人不会长期持股？

原因很简单，某一天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票是强还是弱？但是时间久了就看不清楚了。

交易只能看当时，当时是看得见的。

比如说我看见某个票大单在买，在拉涨停，这是我看的见的，但是我用这个大资金买去预测明天走势，就是五五开，50%。

交易是用看得见的东西做抉择，

而不是用看不清的东西去预测。

2、为什么要有企业？

想吃辣酱，下楼一趟，花10块钱在小区超市买瓶“老干妈”，拧开盖来立享。

即便你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开瓶辣酱伴饭也不是什么奢望，这背后，靠的是企业的力量。

谁家的东西好，价格还便宜，就买谁家的，这是市场通过价格、供求和竞争有效配置资源的结果。但这并不是说，什么事儿只靠单干——个人直接和市场打交道，最划算。

地里的西瓜可以每斤只卖5毛，超市里卖到了每斤两块五，但你不会开着车去瓜农田里买俩西瓜。道理很简单——省的这点钱，不够开车的油钱。

企业，说白了，就是组织一群人，为社会生产东西或者提供服务。

这一群人，并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有明确的分工，谁是老板，谁是经理，谁是研发，谁是生产，谁是财务，谁是销售……，可以一专多能，但依然要各司其职，一周共同干满40个小时，目的就是把产品和服务做出来，卖出去。

企业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企业里的人虽然岗位不同，但是大家要手拉手、肩并肩、背靠背，团结一心开拓市场，发展客户，创造财富。

试想，如果没有企业，大家都是单干，那每个人每天要跟多少的陌生人打交道，要跟多少人讨价还价，要应对多少不靠谱的事情？每一批产品如果都是经过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交易才能面世，其数量和质量怎么能有保证？

想必是东西还没出来，你已经心力交瘁了。

自由可不能包治百病，相反，它意味着贵得要死的交易成本。面对市场上巨大的交易成本，人们主动让渡自己的一部分自由，放弃自己一部分的权益，进入组织，听从组织安排进行工作。

这个组织，就是企业。

企业也不是越大越好。

企业，把散落的人力“珍珠”，串成了美丽的“项链”。项链项链，戴在脖颈，点缀穿搭，烘托品味。

如果项链太大、太重，便成了添足的蛇，媚俗的壳。

企业的存在，虽然可以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但并不是说，企业八家变四家、四家变两家、两家变一家，交易费用就能够大大减少。

经济学家科斯说过，企业之所以不会越做越大，是因为企业内部也有管理成本，协调工作的难度会随着企业内部员工人数的增加而急剧增加。

肉粽好吃，光有糯米远远不够，竹叶、肉馅、盐、糖、酱油，一样也不能少。光这样还够。只有馅料包进竹叶，再经过水煮，才会咬一口满嘴流油、香气四溢。

企业也是这样，既要各有各个专长，又要共同交响，才能产生比每一个成员单独产出之和大得多的效用，才能释放1+1+1>3的“超能量”。

经济学家张维迎说，企业有两大作用，一曰套利，二曰创新。

新疆的西瓜个大皮薄、味甜汁多，你把它们运到东部沿海赚上一笔，这就是套利。改开以来我们搞“三来一补”（ 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本质上也是一种套利。

然而，企业发展最重要的，不是套利，而是创新。

吉列刮胡刀的创始人吉列，最早是一家公司的推销员。为了给客户留下干净、专业的形象，吉列需要经常刮胡子。但是，老剃刀不仅刮胡子费劲，而且很容易把脸刮破。于是，吉列就萌发了一个主意——能不能研发一种安全保险、 使用方便、刀片可更换的剃须刀？

正是抓住了刮胡子费事、容易“破相”这个消费痛点，吉列经过8年的潜心钻研，终于开发出了广为人知的T型剃须刀，不仅让广大男士不再为剃须烦恼，而且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说回咱们国内。人口红利不再，如今的企业想爬坡过坎，唯有创新。

难，难，难！遇上Y情的中小企业日子更难。

人力在涨，原材料在涨，能源价格在涨。“你低，我比你还低”的价格战已难以为继。

唯有深度理解人性，调研市场，发现潜在的消费需求，并将其产品化，企业才能在汹涌的市场大潮中永立潮头，赢得一席之地。

3、一代贤帝王莽为何被黑几千年？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所以，白居易说“辨材须待七年期”，时间不够，你根本分不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没篡汉的时候，王莽谦恭着呢。

但谁能想到王莽成了篡汉贼子？篡汉了，野心暴露了。所以，只有时间够了，王莽才能被证明是个大坏蛋。

但是，白居易的这个“辨材须待七年期”的方法论，也有问题。简单说就是“七年期”远远不够。即便再给更长的时间，你也无法辨别王莽是好是坏。

因为，臧否人物的价值判断，就不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当时，王莽那不叫篡位，而叫受禅。汉朝皇帝把皇位禅让给了王莽。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家天下以来，商灭夏、周灭商、秦扫六国、汉一天下，啥时候和平过？又啥时候搞过禅让？

王朝更替，往往天下血染、百姓屠戮。甚至，王朝内部的权力交接，也会腥风血雨。但是，王莽竟然通过一场禅让，和平地实现了王朝更替。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佩服王莽。

关键是王莽代汉建新，几乎没有遭遇什么阻力。王莽当皇帝，朝廷大臣和地方郡县不仅不反对，反而很拥护。

公元6年，汉平帝病死，孺子婴立为太子，王莽垄断朝政。这时候，王莽已经权势熏天。所以，反对派必须有所行动。

当年，身为刘氏宗亲的安众侯刘崇发难，率数百人进攻宛城。但，此次起义纯属行为艺术。起义军连宛城的城门都没攻破，就失败了。

公元7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宗室严乡侯刘信为帝，同时通告全国，号召大家一起造王莽的反。

随即，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响应翟义号召，爆发了赵明、霍鸿起义。同时，天下震动，翟义“比至山阳，众十余万”。

翟义起义，的确声势浩大，但也只是汉书所言。从时间上看，就会发现问题：翟义起义，当年平定；赵明、霍鸿起义转年年初平定。

这种量级的反对，完全不够。而且，还适得其反了。

朝堂大臣认为之所以爆发起义，是因为王莽权力太轻。于是，“群臣复白：刘崇等谋逆者，以莽权轻也。宜尊重以填海内”。随即，太皇太后王政君批准朝臣建议，诏命王莽为“假皇帝”，也就是代理皇帝。

起义不仅没有削弱王莽权势，反而给王莽“篡位”提供了助力。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唯一的解释就是：朝堂大臣普遍支持王莽、拥护王莽。王莽认为自己当个周公就行了。但大臣们认为周公不够，王莽必须做“假皇帝”。甚至“假皇帝”还不够，王莽应该做真天子。

于是，公元9年王莽正式受禅登基。

这一系列的动作与反动作，你能说王莽是在篡位吗？我们看一看董卓乱政和曹操挟天子，就会更清楚。别说地方上割据造反，就是中央朝堂也是政敌环伺。这两个家伙必须杀几个三公高官才能镇住局势。但王莽有没有屠戮朝臣？

没有，因为根本不需要。

《剑桥中国史》记载说：“就班固所知，从公元10年到公元20年甚至没有一起反对他的阴谋”。但是，汉武帝一代雄主，却在公元前88年遭遇过一场政治谋杀。始皇帝雄霸天下，也曾在公元前216年兰池遇盗。

可见，王莽的地位相当稳固。

即便“王莽篡位”了，那你能说他就是一个大坏蛋吗？班固肯定这么认为。所以，班固

评价说：

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

但问题是班固的立场决定了他的观点。作为东汉大臣，他就不可能不带政治色彩而客观公允地评价王莽。

那么，当时是怎么看待王莽的？

即便当了皇帝，王莽也没被看成篡汉的奸雄。当时的普遍共识是汉朝气数已尽，所以需要改朝换代。而要改朝换代，那就王莽当皇帝。

古人讲盖棺论定，而就王莽来说，不仅篡位不能论定，就是盖棺了、也难以论定。近代以来，围绕王莽的翻案之声，比比皆是。

胡适认为“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对于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等政策，胡适都极为认同。

而执此正面评价的，还有翦伯赞、何兹全、葛承雍，等等。

在这些人看来，王莽何止是一代贤帝，甚至被冠冕了“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改良主义者”、“当时统治集团中一个独具卓识的人物”。

而这些正面评价的立足依据，主要是王莽在篡位前后的一系列改革政策。这些改革政策，被胡适概括为土地国有、均产和废奴。

这个概括不仅不够全面而且重点也不突出。而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捕捉到王莽改革的初衷。

公元9年，王莽推出改革法案：一是取消土地私有；二是禁止奴婢买卖；三是取缔土地集中。

其中取缔土地集中最为雷霆。因为其直接针对垄断土地的豪族集团。法案规定：凡家中不够八个男丁而土地超过900亩的，就必须把土地赠送给亲戚和邻里。

这个政策，你没法用是与非来评价，而只能说它足够大胆、足够理想主义。就简单一个问题：你王莽凭啥这么改革？

王莽说：我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从理想出发就该这么做。而这么做，对大新人民有好处。

但王莽的初衷真是为了大新人民吗？为啥非是900亩而不是800亩或1000亩？

因为井田制是900亩，即“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到这个时候，我们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王莽改革在方式上是理想主义的：这么做、多好啊，大新百姓人人有田种；而王莽改革在初衷上却是复古主义的：这么做、合王道，儒家经典怎么记载、大新人民就该怎么生活。

所以，这种改革就是扯淡。

但正如罗素的婶婶劝诫罗素所说：在政治中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的东西，搞政治纯粹是投机钻营，从一个乱局到另一个乱局。

你能说人家王莽这么做毫无道理吗？不能。而且，这么做也有现实的必要。首先，土地集中的问题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其次，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大家普遍认为现在的土地分配方案不好，却谁也拿不出一个更合适的主张。于是，人家王莽“纵深一跃”了，这要算有政治魄力和政治担当。

但问题是这个复古主义的土地改革，根本无法走通。

首先，占有大量土地的豪族肯定不答应；其次，一家八个男丁耕种九百亩地则纯属本本主义；第三，并未触及土地问题和贫富分化的本质。

大豪族不答应，这都不用论证。你家有三千亩土地，然后王莽一改革，至多给你剩九百亩，你能满意吗？关键，你还不是一个怂人，而是土豪。不仅有权而且有势，甚至还可能有一批打手。所以，你肯定要跟王莽斗，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而这个九百亩，都不是拍脑门的问题，而是完全不顾现实，更无法解决自耕农普遍贫困和失去土地的问题。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一个五口之家，除去服役的两个人，这家人再怎么辛勤劳作，也无法耕种百亩之地、收获百石粮食。赶上年景不好和官府加税，只能卖儿卖女。所以，西汉晁错的建议是：从市场和货币方面想出路，即贵粟。粮食贵了，种的粮食就能买上价，而老百姓才能用钱交纳人头税，也才不会被高利贷盘剥。

那王莽呢？直接往均田方向努力了。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这么做就是南辕北辙，根本不会让大新人民受益。

当然，王莽一定会这样回答：大新人民是否手益，仅是次要问题；实践儒家经典的生活方式，才是主要问题。我王莽的改革，可不是奔着钱去的，而是奔着主义去的。

可见，王莽的初衷也不是让大新人民受益，就是单纯地玩复古主义和本本主义，是要恢复儒家经典记载的井田制。

废奴，其完整表述应该是禁止私人买卖奴婢。这个理想的确丰满，但理想不能当饭吃，因为现实很骨干。

当时的社会形态，很可能是一个想当奴婢而不得的时代。因为投靠豪族大户做部曲，会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好处。

天灾了，怎么办？编户齐民的小家庭根本扛不住天灾，但豪族大户可以。加税了，怎么办？一夫一妻的小家庭肯定扛不住官府，但豪族大户可以。

如果不是普通百姓积极投靠，豪族手中就无法集中那么多土地，豪族家中也不会拥有那么多奴婢。

而且，王莽的废奴政策，也完全无法落地。

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可以逃避的漏洞。废奴的起码底线，是要知道有多少人口。但，王莽能知道吗？如果普通百姓自愿委身豪族，那朝廷该怎么查出来？

不正确的改革、不良善的改革，未必不能落地。但，阻力太大的激进改革，一定难以落地。

于是，王莽的土地改革遭遇了民间社会的广泛抵制。老百姓不同意，不同意就被关监狱。最后，即便是京畿地区的监狱也人满为患了。于是，王莽怂了，在公元12年就取消了法案中的激进措施，又允许土地集中和奴婢买卖了。

土地国有、禁奴，是理想丰满，那均产呢？这更是空中楼阁。

均产的主要措施是五均六筦。

其中五均，具体是设立五均官来监督民间市场，要求市场以统一的价格销售谷、布、帛、丝、绵等民生物资。而六筦，具体是对盐、铁、酒、铸钱、名山大泽，实施专卖和征收税赋。此外，还有一项名为赊贷的政策，主要是国家提供放贷职能，并按照每月三分来收取利息。

但问题是五均限死了物价、六筦垄断了末业，民间还有什么套利空间？这时候，还有谁需要贷款？

实际上，五均、六筦和赊贷政策，就是一种古代版的计划经济，甚至比计划经济还计划经济。因为它是要取消民间市场、禁止百姓从事农业以外全部致富活动。

那王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么做，是不是能够均产，王莽不关心。王莽关心的是能不能复古。因为儒家的理想模式就是让百姓全都种地，而种地以外的末业，全由国家代劳。

所以，什么土地国有、均产、废奴，纯属胡适想多了。而很多人认为王莽是个穿越者，实际上也是想多了。

人家王莽根本没想要什么理想主义，也没想搞什么穿越，而是要玩本本主义、复古主义和儒家原教旨主义。儒家经典怎么记载，那我就怎么改革。王莽改革不是向上仰望星空、不是向前革故鼎新，而是向后回望三代。

所以，王莽的其他改革，也都是新瓶装旧酒。其政策措施，要么是经典已经这么写了，要么是前人已经这么做了。

公元7年、9年、10年、14年，王莽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但是，玩货币的祖师爷是汉武帝。汉武帝才是货币财政的高手。王莽的货币改革，跟汉武帝差了好几个数量级。汉武帝能把货币财政玩成敛财工具，而且真能敛财。而王莽的货币改革，只能叫折腾、叫明抢，最后把大新经济抢到了崩溃。

公元9年，王莽对中央官制进行改革，主要是改革官名。公元14年，王莽又对地方郡县进行改革，主要是改换地名。但是，公元前144年，西汉就对朝廷官制进行过改革。而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时期不仅调整了官制，而且还把历法和正朔给改了。

如果王莽真有新意，那就是他的动作比较大。改完之后，老百姓完全不知道这些官职头衔和州郡地名到底是啥意思。但熟读古书的儒家士大夫肯定知道，因为王莽就是照着儒家经典改的。

王莽的六筦之策，要对盐铁酒等商品实施国家垄断经营。但是，汉武帝早就这么干了。而六筦中垄断山泽之利的手段，甚至可以要追溯到周朝。

王莽的五均之策，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强势干预市场运行和直接管理物价。但这个政策也不稀奇。因为公元前110年，西汉就一直在这么干，而一直持续到西汉结束。

等等如上，凡是王莽推出的改革政策，要么是儒家经典已经明确记载了，要么是西汉帝国的曾经旧政。之前早就这么干了，甚至有些当时还在干，而王莽只是把这些政策工具全都打包了，形成所谓的五均六筦，然后一股脑地抛给整个天下。

但问题是：你王莽这么做，天下能不能接得住？

真心接不住。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王莽不是什么贤帝，他实际就是一个大折腾。而国家最忌讳的，便是折腾。

很多古代昏君，你从初衷上分析，未必是一个大坏蛋。皇帝的固有认识是：天下就是自己家的、百姓就是自家子民。所以，有些皇帝对官僚和诸侯要多狠有多狠，却对百姓很好。

但他们为什么把自己搞成了昏君？甚至还搞到亡国？

一方面是士大夫写史书，史书是谁写的，这个问题很重要。班固写史书，那王莽就必须是大坏蛋。如果王莽不是，那东汉的合法性怎么办。而对于打压士大夫的皇帝，那就必须怎么昏君怎么来。

另一方面是昏君太折腾。秦始皇能折腾，但秦二世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始皇帝去过的地方，秦二世也要去。隋炀帝杨广更能折腾，建东都洛阳、修大运河、筑雁北长城、三征高句丽。就这些事，随便拿出一件都够后世王朝折腾一世的。而隋炀帝呢？在位15年，就全给干一遍。

很多昏君与王朝灭亡的因果关系，往往就是折腾。

于是，王莽这套改革下来，大新王朝肯定招架不住。而这些还仅仅是内政。除了内政还有外交。匈奴、高句丽、焉耆、羌人，四面八方的胡人也全被王莽折腾了一遍。

内政折腾、外交折腾，那王莽的大新朝也就只能短命而亡。此时的王朝更迭，就真正伴随了天下流血和百姓屠戮。从西汉到新朝再到东汉，这是一个饥饿加混乱的血时代。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给王莽这个大折腾冠以昏君或大坏蛋的称号，不算冤枉他。至于贤帝，你就是怎么算，也算不到王莽头上。

胡适等人为王莽的开脱，完全没有力度。王莽的初衷好、王莽的政策好，所以王莽应该是贤帝。如果这么说，那秦二世的初衷也不差，隋炀帝的政策也很好。以此类推，是非也就没了。关键是王莽以及王莽改革的初衷，完全不是胡适以为的那样。

反倒是《剑桥中国史》把王莽垮台归结为“几次黄河改道的重大积累的影响”，这还算是有些力度的开脱。

但是，如果王莽没有不余遗力地搞儒家原教旨主义的复古运动，那天下大乱能乱到改朝换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