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f皇室尊亲,墨家和儒家一样认为世界缺少爱
dnf皇室尊亲，墨家和儒家一样认为世界缺少爱？
春秋末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大乱，孔子称这段时期是“礼坏乐崩”。众多的思想先贤，陷入了深深的担忧，和苦苦的思索，力图为中国找到一个医治病根的良方。于是，孔子、孟子、墨子、老子、杨朱、商鞅、韩非等一大批先秦诸子纷纷登场，儒、墨、道、法等百家思想争鸣，创造了我国思想文化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历史！
孟子之所以骂墨子“禽兽不如”，并非泼妇骂街，而是基于儒家和墨家思想的巨大分歧。有意思的是，两家一致认为，这个世界的病根就是因为缺少“爱”，然而在提出的解决方案上，却走向水火不容的两个方向！
有人将春秋末期，比作末世社会，虽说有点夸张，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依靠的是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建立，依仗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没有这两样武器，社会必将走向混乱。
春秋末年社会秩序的崩溃，就是源于由周公创立的宗法制的崩塌！
宗法制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制度，影响了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进而演变成深入国人骨髓的文化基因。简而言之，宗法制就是以伦理关系建立的社会秩序，它以分封制和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将社会人群划分成天子、诸侯、卿、士、平民、奴隶几个等级，形成一个尊卑分明，等级森严的“众星拱月”式结构，以图大周天下永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看似牢不可破的社会结构，竟然慢慢松动。诸侯王对周天子的命令置若罔闻，卿大夫凌驾于诸侯头上，家臣甚至随意欺凌家主！其结果就是，下到家族，上到诸侯天子，该说话的做不了主，没资格的下人指手画脚，政令不通，礼坏乐崩！于是，天下相互攻伐，诸侯国与诸侯国要打，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也要打，甚至诸侯和天子也打！
这就是所谓的“春秋无义战”，都是狗咬狗，苦的是老百姓！
儒家认为，这个社会现象就是因为缺少爱。伦理关系的基础，就是血缘关系的远近，从人性角度，爱就是核心。原来爱得那么火热的天子、诸侯、卿们，为什么不爱了？很简单，随着年代久远，他们彼此之间血缘关系淡薄了！原来各诸侯国的国君，都是周天的叔伯兄弟和儿子们，现在他们是周天子N辈之前的亲戚，哪能还有那么深的爱？
墨家也认为社会缺少爱，他们认为，各阶层上下不相爱，相互之间也不相爱，上级剥削下级，无端浪费社会资源，只有重建“爱的秩序”，才能解决问题。
“仁爱”与“兼爱”之争，何以水火不容？虽然他们都找到了相同的病根，却开出了不一样的药方，孔子开出的药方是“仁爱”，墨子开出的药方却是“兼爱”。
“仁爱”就是基于伦理的爱，基于血缘关系的爱，也就是有差别的爱。“兼爱”就是刨除一切等级和血缘关系的，平等的爱，也就是无差别的爱。
具体解释一下就是，儒家认为，爱的秩序是伦理为基础，血缘关系越亲近，爱得要越深。比如父子是最亲的，所以爱得要最深，叔叔关系就远一点，爱就要淡一点，邻居关系更远，所以就可以淡泊一些。
墨家反对儒家的这个观点，墨子认为，人和人之间，必须建立等距离的爱，才能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对老爸，还是隔壁老王，你都要给与相同的爱！
墨子话音一落，立刻遭到了儒家痛责，这就是孟子骂墨子“禽兽不如”的原因：人和人之间基于血缘关系的伦理，是天性，连动物都知道，你墨子怎么能连天性都抹杀了？这话不等于心中无父吗？不就是连禽兽都不如嘛！
所以，孟子的批判不是骂街，确实是根据墨子的理论推导出来的结果！
当然，这么说不等于儒家的“仁爱”就无懈可击，事实上墨子也抓住了儒家的小辫子一顿猛尅！这不在本问答范围内，不叙述。
“小康社会”与“大同世界”，谁能解决问题？如果将儒墨之争，仅仅看作斗嘴皮子，那就太肤浅了，其实，儒墨两家之争远比这个精彩！
儒家的“仁爱”，说白了就是恢复周公的宗法制，让历史倒退到西周初期的“德治”社会，也称“小康社会”！
墨家的“兼爱”，说白了就是恢复到尧舜禹时期的秩序，让历史倒退到部落联盟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大同社会”！
西周的德治结构，就是以伦理为基础的宗法制。孔子认为这个秩序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人性的沦丧，所以他强调“仁爱”教育，要重建旧秩序。
墨子恰恰相反，他认为西周的“德治”就有问题，正是因为伦理建立的上下尊卑，导致社会不公平，导致上层盘剥下层，上层当寄生虫。同时正是由于“周礼”，导致各种无谓的社会资源的浪费。
墨子主张人人平等，所有人都要参加劳动，没有特权阶级！为了践行他的理论，墨家子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他们腿上的毛，都因长期劳动磨光了！
尽管如此，墨家还是衰微，儒家也一样。也就是说，儒墨两家都没有成功，儒家后来的成功，归功于西汉董仲舒的新儒学。
为什么儒墨两道都不能解决问题？原因就是这两家都是开历史倒车，而不是面向未来！社会是发展的，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就是因为旧的体制不符合发展的要求，被淘汰了，妄图回到过去，只能是失败！
“禽兽不如”的墨子，同样闪耀中华！孟子认为，杨朱之说（道家）和墨子之说，都是邪说，其结果就是“率兽食人”！孟子为何要紧盯道墨两家？因为当时这两家的风头完全盖过了儒家，达到了“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可见墨家的学说影响力之大！
墨子是诸子百家中最另类的一位，他的身份竟然是平民（甚至，有学者分析认为，墨子很可能是受过刑的奴隶，或者是印度移民！），其他诸子都是士族阶层，这恐怕就是墨子平等思想诞生的基础。
墨子除了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还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实践家和科学家，他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
另外，墨子擅长工程机械制造，发明了多种兵器和攻城器械。风筝就是墨子发明的，他改装的运输车载重量大，又省力。此外，他还是逻辑学和认识论的重要开拓者，以及宇宙论拓荒者。
中国不缺横跨学科的伟人，但像墨子这样，跨度这么大，成功这么突出的确实罕见！所以，后人又称墨子为“科圣”。
墨家思想虽然没有成为治国理念，但是它和儒家思想，及其它诸子思想一样，成为融化于中华民族文化血液里的不可获取的因子，他们共同塑造了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所以，墨子就在我们的血液里，就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墨子不朽！
十恶是什么意思？
“十恶不赦”这个词相信你并不陌生，在电视剧中更是经常出现，甚至在你看见一些杀人犯的新闻时也会吐槽一句“这个人真是十恶不赦！”
是的，基本上的人都能知道这个词的大致意思，就是形容一个人罪大恶极，不可饶恕。此中的“十恶”在现在也并非实指，但在古代却是实有所指的。
那“十恶”又是由何而来的呢？古代的“十恶”是指哪十恶呢？
首先“十恶”最初是佛教中的一个用语，指十种当招致地狱、饿鬼和畜生这“三恶道”苦报的恶业。
到封建王朝则是指危害君主专制统治秩序以及严重破坏封建伦常关系的重大犯罪行为。
由西汉到北齐再到隋朝最后到唐朝，不断演变至正式确立“十恶”之罪。
西汉：“大逆不道不敬”罪。
2.北齐：在河清三年的《齐律》十二篇中的的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3.隋朝：在隋开初，此时正值佛教的繁荣期，因此统治者将佛教的”十恶“引入律法，由此”十恶“之名出现了，它代替了”重罪十条“。《开皇律》：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4.唐朝：《唐律疏议》：
1）谋反。指企图推翻朝政。这历来都被视为十恶之首。
2）谋大逆。指毁坏皇室的宗庙、陵墓和宫殿。
3）谋叛。指背叛朝廷。
4）恶逆。指殴打和谋杀祖父母、父母、伯叔等尊长。
5）不道。指杀一家非死罪3人及肢解人。
6）大不敬。指冒犯帝室尊严。通常为偷盗皇帝祭祀的器具和皇帝的日常用品，伪造御用药品以及误犯食禁。
7）不孝。指不孝祖父母、父母，或在守孝期间结婚、作乐等。
8）不睦。即谋杀某些亲属，或女子殴打、控告丈夫等。
9）不义。指官吏之间互相杀害，士卒杀长官，学生杀老师，女子闻丈夫死而不举哀或立即改嫁等。
10）内乱。亲属之间通奸或强奸等。
”十恶“不可沾其一，沾一即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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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和庙有什么区别？
现在咱们说起寺庙，一般就是指的“佛教的寺院”。
不过在古代却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两个字早在佛教出现之前就有了，而且“寺”和“庙”要区分开，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寺最早是我国的一个行政机构，比如说我们看电影就可以见到的大理寺（中央的审判机构），太常寺（掌管宗庙的礼仪部门）等，所以这个机构最早是属于官方的。
这个“寺”字通“侍”，特指官员办公之地。
“寺，本亦作侍，寺人奄人也。”
众所周知，秦汉时期的中央官员制度叫三公九卿，其中三公的机构称为“府”，九卿的机构称为“寺”。
那么这个“寺”是怎么和佛教扯上关系的呢？
话说东汉时期佛教佛教开始传入，从印度来了两位佛学大师，皇帝出于外交礼仪，便让他们在鸿胪寺（行政机构，政府专门与会接待宾客的地方）宣扬佛法，这两位大师被汉朝的崇佛热情所吸引，此后就一直留在了中国。
不过既然让人家留在了这里，那么自然就要给大师们一处安身之地，毕竟长期呆在官府里住酒店可不好。
由于二位大师都是骑行白马，所以官方就给他们建立了一座白马寺，当时白马寺的功能就是给这两位外宾的居住地，相当于大使馆，相当于外交机构。所以也就称之为“寺”了。
而且这座寺庙虽然说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院，但是它在当时也没有脱离官方，这座寺院的作用更相当于是国家佛学院的高等学府，一直对全国的佛教传播产生影响。
但是，这个“寺”不是随随便便都能建的，其还是带着一定的官方色彩，是政府授权的机构。就拿白马寺来讲，它的目的是翻译经典，和指导大众修行。
所以佛寺，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宣传教育、普及教育。
比如，佛寺里的藏经楼，就相当于现在的公共图书馆，很多读书人，大诗人，都曾在寺院读书。王阳明、朱熹、范仲淹这些大儒，都曾长时间在寺院里挂单读书。
寺里的功德箱，大家也是随分给，没有明码标价，相当于大众集资办学。
寺院的钱是用来办教育的，给寺院捐钱相当于支持教育，这是做了很大的好事，但却谈不上功德。
而庙的建设就跟官方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祭祀对象都是神灵和故去的大贤，这两种对象在民间有着非凡的影响力。
其最初就是一个祭祀先祖的地方，
“庙，尊祖先貌也。”
我们常说的宗庙，其实就是“庙”的最初所指。只不过后来随着演变，祭祀对象群体开始扩大，由先祖扩大到先贤。文臣武将，圣人大家等等。再往后，这些先贤被神化，“庙”的祭祀对象再度扩大，包括了神魔。
跟普通的宗教需要进行传播不同，庙宇祭祀之人往往都是被百姓们口口相传的“楷模”。
比如说以忠义为代表的关帝庙，以爱民为代表的大禹庙等，这些享受供奉的对象都是民间自发“推举”的，大部分庙宇也都是某地民众众筹修建的，跟官方的联系非常微小。
等到佛教完全普及了之后，佛教人有时也会去庙宇中祭祀一些神灵，有的寺院甚至就建在庙宇旁边，两者所给人的精神寄托逐渐趋于一致，庙和寺也开始被合在一起成为寺庙。
所以“寺”是和尚居住、办公、讲学的地方，而“庙”则是供奉神像菩萨，祭拜的地方，两者所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只不过，随着佛教的发展，其逐渐被综合到了一块儿，寺一般兼具了庙的功能。这也使得，在我国分布的众多寺庙之中，寺的建筑面积一般都是超过庙的。
佛教的寺就相当于道教的观一样，是一个综合性的宗教场所，而庙有个神像亭子就行。寺一般讲多是成套比较完全的集中建筑群，而庙很多就是几间间易的小屋组成的。这是因为其功能性决定的。
这样说可能有点复杂，通俗点讲，两者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供奉对象不同。
我国的佛教从西汉时期传进中国，随后它就在我们国家“风靡”了起来，而寺真正充当佛教场所也是从这时候开始，这里面供奉的都是一些佛界领导。
比如说如来、观音等。
而庙的出现比寺要早很多，这其中供奉的是一些神灵和大贤之人，他们一般是道家的代表人物，比如说玉帝、太上老君、关羽等神人。
还有就是规模不同，寺要比庙大！
召唤师自定义装备选择？
地下城与勇士召唤自选装备选择推荐:
防具:战争之王的绒丝长裤，长袍，尼尔巴斯的绒丝腰带，短靴，护肩
称号:皇室尊亲(智)，时装，宠物选择春节套的
首饰:巫师的灵珠，牛头械王的召唤芯片，厄运之泪戒指
辅助:手套
魔法石:青龙雕纹石
武器:断魂殇
不怕激起那些受害者家属的民愤吗？
何止是民愤？历史上，大赦曾经引发过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这件事就是东汉末年汉桓帝时期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延熹九年（166年），河南郡有个叫张成的术士对儿子说：“老爹我掐指一算，过不了多久皇帝就要大赦，你不是有仇人吗？正好可以赶在大赦之前杀了他。”
杀人不偿命，这么好的机会哪能错过？于是这小子真的行凶了。事后，凶手被判处死刑，但还没来得及行刑，果然就传来了大赦天下的消息。
按规定，官府应该立刻释放张犯，但时任河南尹李膺不干了：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一定是张成勾结宦官，提前获得了消息。你们会玩，我老李就不会吗？对不起，俺没看到大赦令，斩！
李膺的猜测是有一定道理的，张成经常出入宫中，与宦官们混得就差穿一条裤子。而作为“清流派”的代表人物，李膺最恨那些没把子的“浊流”，七年前他就因为没向宦官行贿，结果遭到诬陷服了一年多的苦役。
李膺没搂住火，公然对抗神圣的大赦令咔嚓了张犯。没想到消息传出来，天下轰动。
早在几年前，擅长炒作的太学生们就搞出了“清流排行榜”，将那些清廉代表分列为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八元、八凯，掀起了一股舆论狂潮，李膺就是清流派的领袖。
此刻，李膺的举动无疑是一种示范，于是各地官员纷纷效仿，都把皇帝的圣旨当成了马粪纸，处死了大批与宦官有勾连的死囚犯。
比如南阳太守成瑨，杀掉富商张泛一家200余口；太原太守刘踬杀了宦官赵津，等等。
一场大赦演变成了士族集团和宦官集团的“清浊大战”，李膺公然违背大赦令的行为，刮起了席卷全国的风暴。
宦官集团终于出手了，在他们的挑唆下，汉桓帝下旨逮捕了二百多名“清流”和太学生，大批士人被迫逃亡，成瑨、刘踬等人死于狱中，李膺等人被永远禁锢。
很显然，“大赦”就是这起事件的导火索，正是它对法律秩序的破坏，引发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因此，历史上有很多人对“大赦”一直持反对意见。比如王安石，为了阻止宋神宗的大赦令，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婺州有个叫卢助教的地主，有一天去一个佃户家里收租。双方沟通不畅，发生了争吵，佃户父子四人一怒之下竟然将卢助教扔进石碾，将他活活碾成了肉泥，残忍至极。
事发后，官府判处佃户父子死刑。岂料还没等到行刑日，大赦令就到了，父子四人都被释放了。
皇帝的大赦原本希望罪犯能感恩，从此改过自新，可这父子四人怙顽不悛，他们跑到卢家，公然挑衅卢家人说：你们怎么不去收租了呢？
面对凶徒的恶行，卢家人毫无办法，连官府也束手无策。王安石告诉宋神宗，大赦就是对司法的践踏，它根本起不到所谓的安抚人心，教化天下的作用，必须废除。
那么，古代为何要搞大赦呢？又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搞大赦？
所谓大赦，就是针对全国范围内，所有服刑期间的罪犯的减刑或者免刑。通常在新皇登基、皇帝（太后、皇后）生日、重大节日、重大庆典、祥瑞现世、祈福、避祸等状况下使用。
可见，“大赦”的适用范围很广，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全凭皇帝一时高兴，有时候宠幸的女人生个孩子，或者生病，都要搞个大赦。
有人统计过，古代大赦的频率大约一年半左右，如此高频率对司法的破坏，其意义到底何在呢？
其一，皇帝营造盛世、宣示宽仁的宣传手段古代讲究“德治”，“法治”是补充手段，社会的政通人和、君主的宽仁慈爱是衡量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而“大赦”就是最直接的显在表现方式。
历史上最有名的“大赦事件”当属李世民释放400名死囚回家过年的故事。
贞观年间，李世民将400名囚徒释放回家过年，并与他们约定年后主动回来。对此，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岂料，春节过后，所有的死囚一个不落全都回来了。李世民很受感动，于是下旨将他们全都赦免了。
这个事件明显存在“运作”的成分，从法治的角度讲，李世民此举既不值得赞扬，也没有可行性。它其实就是李世民的作秀，意在宣扬个人的仁德，以及天恩对社会的感化力量。
古代的“法治”弹性很大，冤案其实很多，有时候皇帝都不得不亲自参与“录囚”，大赦从某种程度也减轻了冤狱所带来的不公平。
其二，朝廷用来收买人，缓解社会矛盾的方法武则天在位期间，曾经针对流放人群有一次大赦。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次大赦有很明确的政治意义，因为被流放人群的主体是豪门集团。
武则天一生与豪门集团为敌，以“五姓七望”为代表的豪门势力遭到了她的毁灭性打击，除了被处死的外，流放于遍地的人数超过数十万。
某一天，有个叫“李秦授”的人对武则天说：“民间流传‘代武者刘’，我知道这个‘刘’是谁了，它是谐音‘流’，指那些被流放的人。”
当年武则天尚未之前曾经有“唐三代后，武氏代有天下”的谶言，结果真的应验了，因此“代武者刘”就是个隐患。
经李秦授的提醒，武则天越发觉得那些被自己流放的豪门家族极其危险，于是便任命李秦授为使者，专门负责“安抚”流者。
所谓“安抚”，其实就是暗中屠杀。李秦授为个人前途，对那些被流放的豪族子弟大肆捕杀，结果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豪门集团暗流涌动。
武则天见势不妙，立刻将责任推卸给了李秦授，并发布大赦令，宣布所有被流放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都可以回到原籍，从而将一次重大危机消弭于无形。
历史上最有价值的一次大赦发生在汉武帝末年，健康不佳的汉武帝为了给自己延寿，下旨大赦所有的死囚。其中有一个小囚犯后来居然当了皇帝，并且创造了西汉帝国的二度振兴。他就是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刘据的孙子、汉宣帝刘询。
其三，安抚特定对象，被动采取的权宜之策这类的赦免并不罕见，尤其是末世王朝时，各地流民义军遍地，官军往往在平叛无力的情况下，下达大赦令，以达到安抚特定对象的目的。
这跟“招安”不同，招安一般是针对那些实力太过强大，又不愿意解除武装的军阀，适用面较小。而赦免则是针对数量庞大的流民或者盗贼，只要官府给出路，他们很容易放下武器，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这种赦免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候往往导致叛军死灰复燃，比如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就属于这种情况。
总之，我们不能将大赦简单地归为“善”或者“恶”，即便在现代社会，它也会有所应用。在以“德治”为主流的古代，大赦的流行不足为奇。
考虑到大赦所带来的漏洞，统治者其实也有所“补漏”，比如他们往往会在大赦时增加“不赦”条款，这就有了所谓的“十恶不赦”之说。
比如《开皇律》就规定：“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因此，大多数的大赦其实是基于“非重罪”人员的减刑，以及犯罪轻微人员的赦免，很少有一刀切的做法。
很显然，大赦无法做到绝对公平，对那些受害人，或者社会的伤害一定会存在，只是一般会达到“激起民愤”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