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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萧红和三毛？
萧红民国四大才女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少年萧红
1911年（宣统三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萧红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现哈尔滨市呼兰区）城内龙王庙路南的张家大院。乳名荣华，学名张秀环。
1916年（民国五年），外祖父将萧红学名改为张廼莹。
1919年（民国八年），生母姜玉兰感染霍乱病故。父亲张廷举续娶梁亚兰，即萧红继母。
呼兰县龙王庙小学旧址
1920年（民国九年），入呼兰县乙种农业学校（俗称龙王庙小学，现为萧红小学）女生班读初小。
1924年（民国十三年），入北关初高两级小学校女生部读高小。后转入呼兰县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
1927年（民国十六年），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就读。萧红喜欢文学和绘画，在校刊上发表过署名悄吟的抒情诗。
1928年（民国十七年），哈尔滨市学生维持路权联合会发起反日护路游行示威活动，即“一一九”运动。萧红参加游行，主动担任宣传员。
1929年（民国十八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她最亲的人。祖父去世后，她对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
1930年（民国十九年），初中毕业，不顾家庭反对而出走北平，入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因为没有家庭的支持，不久生活陷入困顿中。
1931年（民国二十年）1月，寒假中离开北平返回呼兰，被软禁在家中。2月底，再次去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3月中旬，两人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满萧红去北平读书，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汪恩甲为了顾及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萧红输掉了官司，回到呼兰，后随家搬到阿城县（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
1931年（民国二十年）10月，从福昌号屯经阿城逃到哈尔滨。一个月后与汪恩甲到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汪恩甲不辞而别。萧红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萧红因此结识萧军。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8月7日，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由于萧红欠钱太多，旅馆不让萧红离开。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出，到裴馨园家暂住。不久萧红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后夭折。出院后，两人住进道里新城大街（现道里尚志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1月，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出，安家于道里商市街25号（现道里区红霞街25号）。
文学创作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3月，参加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两幅粉笔画。4月，以悄吟为笔名发表小说《弃儿》，是萧红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随后发表诸多作品，踏上文学征程。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7月，与萧军、白朗、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星星剧团”中担任演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剧团于公演前解散。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10月，在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萧红、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
1934年夏青岛樱花公园
《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6月，因《跋涉》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端午节前一天，舒群夫妇在大港码头接了两人，一起住在观象一路1号。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此间， 两人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被称赞中国左翼文学一下子多了两个实力作家。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11月，萧红、萧军与作家张梅林离开青岛抵达上海。在上海，萧红、萧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请教。鲁迅特意将两人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影响。鲁迅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他们，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不久，萧红、萧军、叶紫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
1936年春，萧红摄于上海鲁迅居所前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2月，《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署名“萧红”。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作品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一举成名。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6月15日，萧红作为最初发起人之一，与鲁迅、茅盾、巴金、以群等67位作家联合签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反对内战，号召爱国文艺工作者，发挥进步作用，创作优秀作品，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解放，民族独立而斗争。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7月，因与萧军在感情上出现裂痕，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只身东渡日本。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萧红发表《海外的悲悼》等诸多作品用以怀念。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月，萧红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后便去万国公墓拜谒鲁迅先生的墓，表达哀思。3月，写下《拜墓诗——为鲁迅先生》，发表在4月23日的《文艺》上。4月，至北平与老友李洁吾（李明武）、舒群见面，后又回到上海，此时和萧军的关系有所好转，参与了萧军编辑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的资料收集工作。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萧红、萧军不顾危险，帮助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躲过特务机关搜捕，保护他们安全转移。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9月，萧红、萧军撤往武汉，结识著名青年诗人蒋锡金，住进他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5号的寓所。
1938年萧红与丁玲西安
不久，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萧红、萧军与从东北各地流亡到武汉的舒群、白朗、罗烽、孔罗荪等青年作家积极投身于抗战文艺活动，并在武汉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萧红创作了多篇以抗日为主题的作品，《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的发表，对宣传推动人民抗战起到积极作用。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1月，萧红、萧军和聂绀弩、艾青、田间、端木蕻良等人应民族大学副校长李公朴之邀，离开武汉到山西临汾民族大学任教担任文艺指导员。2月，临汾形势紧张，萧红、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西安。4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回到武汉。5月，两人在武汉结婚。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11月，萧红在江津白朗家生下一子，产后第四天，萧红称孩子头天夜里抽风而死。产后萧红回到重庆，应邀写下一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主要有《记我们的导师》
萧红讲述鲁迅生平事迹
《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冬，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黄桷树镇上名秉庄，住在靳以楼下。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1月底，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8号。2月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大东酒店为二人举行欢迎会。3月，萧红参加香港女校纪念三八劳军筹备委员会在坚道养中女子中学举行的座谈会。8月3日，香港文协、青年记者协会香港分会、华人政府文员协会等文艺团体联合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召开纪念会，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萧红负责报告鲁迅先生生平事项，纪念会上还演出了萧红到港后写的哑剧《民族魂》。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9月1日，《呼兰河传》开始在《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连载；12月20日完稿；12月27日连载完毕。
因病去世
萧红
1941年（民国三十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到九龙看望病中的萧红。后来萧红听从史沫特莱的建议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发现患有肺结核。10月，萧红住院打空气针治疗。11月底，因受医院冷遇，萧红返回九龙家中养病。
1941年（民国三十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于炮火，柳亚子先生应萧红之约，到九龙乐道萧红住处去探望她。次日，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为喉瘤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1月18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次日，萧红精神渐复，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女校设立的临时医院。1月22日上午10点，萧红病逝，享年31岁。
文学特点
文体特征
《商市街》初版封面
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创造出场景性的小说结构。系列散文《商市街》在发表时曾遭到“看不明白”的议论，因为萧红使用了不少小说的技巧，这样的写作形式在20世纪30年代异常新颖，从文体上看，它更接近小说，不过它又是“不折不扣的生活记录”（萧军《商市街·读后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从《商市街》、《生死场》到《呼兰河传》，萧红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非情节化的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这种小说文体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更准确地说，是把传统文学中高雅的部分——诗和散文，与现代文学中已经代替了诗而成为主体的部分——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正是这一对接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萧红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文学特点
文体特征
《商市街》初版封面
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创造出场景性的小说结构。系列散文《商市街》在发表时曾遭到“看不明白”的议论，因为萧红使用了不少小说的技巧，这样的写作形式在20世纪30年代异常新颖，从文体上看，它更接近小说，不过它又是“不折不扣的生活记录”（萧军《商市街·读后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从《商市街》、《生死场》到《呼兰河传》，萧红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非情节化的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这种小说文体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更准确地说，是把传统文学中高雅的部分——诗和散文，与现代文学中已经代替了诗而成为主体的部分——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正是这一对接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萧红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
语言特点
《呼兰河传》初版封面
萧红的小说有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诗化、直率而自然。萧红的创作多有自叙传的色彩，她并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地写作，而是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既表现为新鲜、生疏，同时又表现为直率、自然。萧红语言的直率首先表现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观照世界时对这个诗意世界不加雕饰的语言描绘。这种超常规语言的运用在萧红后期的创作中越来越成熟。《牛车上》中的三月春阳、《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都是一个个儿童眼中的世界，自然而成，人物风景并不受旧的形式束缚。同时，这种直率的语言又表现出自然的特点，她写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生生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读者产生共鸣。因为直率，不用伪饰、矫情，就更显得自然质朴，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自然成为一体。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思想特质
《生死场》初版封面
萧红认为作家的首要任务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她认为作家是超阶级的，作家应该为人类而写作。即便是在抗战救亡时期，她也拒绝使小说直通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宏大主题。萧红的创作摆脱了狭隘的阶级论，具有自己成熟的文学主张，这也是萧红能成为优秀作家的重要前提。萧红创作之初确实接受了左翼文学的影响，有着些许左翼文学激进的色彩，对底层的民众，尤其是底层的被阶级和男性双层压迫的女性给予了深刻的同情，其作品人物多以女性、儿童、老人为主，而女性更为常见，女权主义思想日渐成熟。但是，萧红的创作与流行的现实主义左翼文学又有着很大差异，她的阶级观念不但是政治的、经济的，而且是文化的，是强势与弱势的对立。抛开“抗日”的政治内容， 她的《生死场》依然有直逼人心的惊心动魄的力量。从直接面对人的生存层面说话这个角度来说，萧红或许比鲁迅走得更远、体验得更深、离信仰更近。
人物评价
萧红
萧红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女性作家，以其作品中悲喜交杂的情感基调、刚柔并济的语言风格以及独特的写作视角的运用和对行文结构的处理，在文学史中独树一帜。萧红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爱折腾，不愿守本分，她的一生泛泛而言是很惨的、短命、穷困、奔波，她从十九岁离家出走，这一走便再没回头，中间只辗转回去过一次。
名家点评
林贤治（诗人、学者）：萧红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继鲁迅之后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她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为中国大地立传，其深厚的悲剧内容，以及富于天才创造的自由的诗性风格，我以为是唯一的。
葛浩文（美国汉学家）：萧红在本质上是个善于描写私人经验的自传体式作家。
章海宁（记者、萧红研究会副会长）：我更愿意把萧红归类为是一个贫民作家，她笔下的主角经常是生活困窘的女性。萧红自己本身也生活困苦，她更能体会到处于社会中弱势群体的艰难和不易。
张耀杰（学者、传记作家）：萧红有文学才华但做人不及格。
马勇（学者、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萧红的悲剧源于“五四”鼓励下的出走。
王东成（学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对萧红人性的不洁和过错要作同情的理解。
鲁迅（文学家、思想家）：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鲁迅还评价萧红在《生死场》中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茅盾（作家、文学评论家）：评价《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轶事典故
一半骨灰
香港浅水湾萧红墓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1月22日，萧红病殁香港法国医院，遵照她的遗愿：身后要能看到大海。在萧红去世后的第四天，端木蕻良带着笔、墨和装有萧红骨灰的一只花瓶来到浅水湾的一个山坡上，这里上边是丽都饭店，下边是游泳场，他把骨灰瓶深葬之后，亲笔题写了“萧红之墓”的木牌立于坟前。
端木蕻良在安葬萧红时，即嗅到了沿途一路上的血腥味。他担心此处墓地不能长久保全，因此特意留下了另一半骨灰放在另一只同样的花瓶里，秘密地埋葬在圣士提反女校土崖的一棵树下。法国医院当时就设在这所教会女校内，萧红正故世在这里。
1957年8月，萧红在香港浅水湾的骨灰被迁回广州银河革命公墓安葬。
萧红骨灰移交
当时内地反右，端木蕻良正在接受审查，无法亲自去广州迎回萧红的骨灰，只能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纪念萧红，向党致敬！》以示心迹，发表在1957年8月16日的《广州日报》上。
文革后，端木蕻良几次托香港的朋友到圣士提反女校后山去找寻萧红另一半骨灰埋葬地，但是时间久远，山上树木茂密，无法辨认。1995年3月，端木蕻良收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20世纪40年代的地形平面图复制件，希望能指认出当年埋葬萧红部分骨灰的确切地点。但时间久远，复制件模糊不清，又是平面图，不好辨认，端木蕻良忧郁地说：“看来我去了也未必能找到了，萧红的那一半要永远地留在香港了。
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旧址
1996年10月5日，端木蕻良在北京去世，身前留下遗愿，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后山、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1997年5月，端木蕻良的夫人钟耀群女士来到香港，实现了他的愿望。
情感纠葛
萧红曾这样解读自己：“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汪恩甲
少女时代的萧红，曾被家里订了婚，未婚夫叫汪恩甲。这人相貌堂堂，师范毕业，萧红对他也很是倾心。但是，萧红在初中毕业后跟表哥搭伴去北京读高中，这件事情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未婚夫的哥哥汪恩厚因此逼迫弟弟跟她分手。萧红不服，到法庭状告汪恩厚代弟休妻，汪恩甲为保全哥哥在教育界的名声，表示解除婚约是他自己的要求，令萧红败诉。不过，萧红后来还是原谅了汪恩甲。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两人住进哈尔滨东兴顺旅馆，不久萧红有了身孕。但是，当萧红临产期近，汪恩甲却突然失踪，令萧红独自被困在旅馆。对于汪恩甲的失踪，一种说法认为他没有足够的钱交房费，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遭遇了意外。
dnf镇魂图通关技巧？
1、每一个镇魂地图的多个房间都会随即出现召唤阵，在进图地图的时候可以在小地图中显示出来，注意自己所在的房间还有召唤阵出现的地方。
2、进入召唤阵出现地图，第一时间跑过去站在召唤阵中间，如果有“无限猫头鹰”可以早一点放出来，只要猫头鹰压阵以后就可以移动清理其他怪物。
3、每一个镇魂地图存在6个过渡房间。每一个房间出现的召唤阵越是偏后，压制要求的时间就越短。
（比如镇魂牛地图，一般第二图出现了召唤阵要求时间在6秒内压阵，如果站在召唤阵外面也会失败）。
4、第一时间跑到召唤阵中间位置，猫头鹰压制或者本人全力输出，只要压阵位置不变就可避免狮子出现，如果是猫头鹰压阵的话不要在阵外再次使用猫头鹰就行。
一般的驱魔的各种符咒都可以压制，还有鬼泣的各种阵都可以压制。
为何不能以好的方面求发展？
在当下，人们在游山玩水的时候，可曾想过：能重情山水之间，其实也是一种小确幸？在古代，山林里面时常有啸聚山林的土匪强盗。比如明朝小说《拍案惊奇》里面，就有人带着小娘子在山林玩耍，结果小娘子被山贼抢去的故事发生。
其实山贼这个群体，其消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人民子弟兵经过多年的剿匪活动，才在50年代中期，基本上肃清了匪患现象，让土匪强盗这种存在了几千年的行当，成为了历史。
使
那么问题来了：在古代进京赶考的考生，身上都会携带一些钱财。但是，为什么几乎没听说这些考生被山贼抢劫的事件发生？
古代中国的政法体系虽然没有现代这么发达、明细，但是，客观上，土匪作乱也有性质上的差别。有的属于治安问题：比如土匪只是抢夺一些过路人的财富，甚至有白天为民、夜间做贼的兼职土匪。总之这类土匪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对于这类情况，地方官府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毕竟，这是旧社会无法化解的社会现象。
但是，如果土匪有了攻打州府的行为，或者有了某些不该有的想法：比如取代朝廷或者割据一方的想法，那就不是治安问题了，而是谋反。地方官府可以姑息治安问题，但是朝廷可不会姑息谋反者。
不过在历史上，很少听说土匪攻占州府的现象发生，往往农民起义军才考虑攻占州府，这期间的差别，除了属性不同以外，还有规模问题。
能攻占州府的农民军，往往要上万人马。也只有这样多的人数，才可以和朝廷的官兵分庭抗礼。而拥有数万人马的农民军队伍，管理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农民军和土匪武装的差距，在管理上就存在巨大分野：农民军往往吸纳一些管理人才，来解决队伍管理、权力分配甚至吐故纳新方面的内容。而土匪武装在管理上跟不上，因此，即便是民国，一支较大的悍匪队伍，往往充其量也就几百人而已。有的小规模土匪，甚至一共几十人甚至十几人。比如《水浒传》里面的王庆，是依靠兼并别的土匪起家的。而被他兼并的土匪，其实只有几百人，但即便这样，也被视为一方悍匪。从土匪和强盗的规模来看，只要朝廷出兵讨伐，不出半个回合，土匪们肯定团灭。
土匪们打劫农夫甲或者乡民乙，即便是有人报官给当地官府，当地官府也会将其视为治安问题。但如果进京的考生被土匪给杀了，那性质可就不是治安问题了，而是公然向朝廷挑衅、向朝廷宣战。
因为根据古代规矩，能进京赶考的不是秀才，而是举人。只有举人才有权进京进行进士考试。举人的身份，其实就已经不同于寻常百姓了：比如《孔乙己》里面，孔乙己去丁举人家里盗窃，结果被打断腿。古代有穷秀才的说法，但却没有穷举人的说法。因为举人往往被称为老爷，是可以享受朝廷福利待遇的群体。甚至举人可以替补官员。
对朝廷来说，如果举人的性命不能得到保全，说明朝廷的威望受到动摇。因此举人被拦路杀死，等同打朝廷的脸。土匪们单就这一点来说，就未必愿意承担被朝廷讨伐的风险。
并且，即便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土匪，对于抢夺举人这项工作，也未必会产生兴趣。
虽然举人都有一定的财富作为支撑。但是，举人内部也存在贫富分化。富有家庭出身的举人，往往会带着一群随从甚至保镖一起上路。如前文所言，古代土匪山贼的规模主体上并不大，因此，有时候，富二代出身的举人，其随从规模可能比土匪的规模还多，土匪去打劫这种规模的举人，还真难说谁能占优势——闹不好，富家公子一时兴起，还能吩咐随从把这群土匪给剿了。
再说穷举人。穷举人往往是穷二代出身。虽然靠着举人的身份有了点家业，但穷人出身的人，做事总是小气为主。因此，这部分穷举人即便是上路，身上带的钱财也必然很少很少。土匪打劫这类穷举人，能获得的财富，不过是几本破书、几件行李和一些干粮。只怕铜板都没几个。为了几枚铜钱，引来朝廷大规模讨伐，土匪便是不怕朝廷，也断乎不会为了这点利益而惹那么麻烦。除非土匪和穷举人有世仇，这个另当别论。
在古代西方，神职人员是受到尊重的。比如欧洲的神父、西亚的阿訇，都受到当地民众的尊重。因为他们是神的代言人，抢夺他们等于对抗上天，会给自己乃至儿孙带来一系列的恶报。在过去的西藏，土匪未必敢去抢夺喇嘛，毕竟土匪不怕喇嘛本人，还得惧怕佛爷震怒。
古代中国人虽然普遍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但是却对读书人较为尊重。因为读书人是传播圣贤教导的，而对圣贤不敬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而土匪山贼，选择从事这个行业，大多因为家境困难，读不起书，但是却对读书人有羡慕心理，羡慕之余还存在着崇敬之心。因此，在这个文化氛围之下，土匪山贼遇到读书人往往也会采取放行的态度。
江湖规矩
此外，古代绿林也有自身的江湖规矩。比如古代小偷就有规矩：孕妇的钱和看病的钱，是不能偷的，否则必然遭到报应——或者身后受苦，或者灾祸殃及子孙后代。小偷虽然靠偷为生，但未必希望自己的儿孙也代代做贼——毕竟，所有人都想做个体面人，都不想背着恶名。
古代强盗土匪也有类似这样的规矩：比如土匪抢劫就规定，不得抢劫医生和教书先生，因为前者救人后者传播知识，读书人和寡妇等群体，也不得抢夺，因为前者受到圣贤教化，后者则值得同情。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1986年4月26日凌晨，史上最严重的的核事故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由于工程设计缺陷，再加上工人操作不当，使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号反应堆发生了爆炸，反应堆内因温度过高而冲破保护壳，导致放射性物质不断泄露。
当时，正在值班的消防队员接到报警，但报警人并没有告诉他们是核泄露，导致他们没有穿着防辐射服就冲进了前线。
在灭火过程中，由于核电站的温度非常高，以至于水和化学剂被瞬间蒸发，就连消防员的靴子都融化在沥青之中。但即使如此，消防员们也没能控制住大火。
核电站被爆炸冲击后，泄露出的核辐射强度非常高，大约为每小时15毫伦琴，而正常值允许量在0.01毫伦琴以下。由于核辐射过量，使得参与救援的消防员在之后不久相继去世。
即使如此，人们依然没能阻止核辐射，在核电站爆炸之后不久，核电站附近7公里以内的松树、云杉逐渐凋零，周围近1000公顷的森林死亡。
由于爆炸的瞬间将辐射物喷射到天空之中，这些尘埃微粒随着气流的作用，逐渐辐射到整个欧洲地区，使得当时的欧洲笼罩在核辐射的威胁之下。
而在核电站周围30公里以外，由于基因突变导致的癌症患者、畸形患者不断增加，据当地人们观察，大约有20%的小猪出生后眼睛不正常。
在灾难过去两年后，人们为4号核反应堆浇灌了一层厚厚混凝土，用以包裹住里面的辐射物质，并清洗了2100万平方米的带有辐射的土，将周围的村庄掩埋，尽可能的让辐射物不暴露在空气中。
在这场事故中，大约有220万人居住的土地遭到污染，有成百个村镇被迫搬迁，当地的水源更是被辐射物所污染，以至于当地人无法继续在此生存，只能搬迁别处，这也使得切尔诺贝利成为了荒凉的不毛之地。
专家们说，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后果可能要延续几百年。
切尔诺贝利的动物们事故发生之后，当地规定切尔诺贝利核电站30公里的范围内严格限制人员出入，并将这里设置为禁区。然而禁区之中并非没有生物生存，对动物来说反而是天堂。
当地的动物虽然饱受辐射之苦，但比起与人类共存，它们在这里生活的更惬意，甚至有些动物已经适应了这里高辐射环境。
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学教授从2000年开始访问切尔诺贝利地区，研究发现这里的鸟类、老鼠和一些细菌展示出了对辐射的耐受性，而且在隔离区生活的老鼠和外界的老鼠基本没有什么区别。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核辐射虽然会导致变异，但变异是没有方向的，其中一些对身体有害的变异则在高辐射环境之下被淘汰了，但有些变异恰恰使它们提升了对核辐射的耐受性。因此当地的鸟类、老鼠以及部分细菌等拥有了适应高辐射环境的能力。
除了这些动物之外，还有一些动物因核辐射过量而导致身体发生变异，比如：红椿，科学家发现无人区中的红椿翅膀上的黑色斑纹已经融合了起来。
还有蝉，由于高辐射环境使得它们的关节里又多长出了一条骨骼。
切尔诺贝利当地生活着一种雨蛙，正常情况下雨蛙的颜色是深绿色，但因为核辐射使得它们的颜色比正常蛙黯淡了许多。
灰狼曾经一度是地球上分布最为广泛的动物之一，但由于人类活动，使得它们数量不断减少，虽然人们为它们建立了自然保护区，但依然没有阻止它们数量减少的步伐。
而如今，生活在无人区的狼，数量是附近4个自然保护区数量的7倍之多，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核辐射而言，人类更为致命。
人们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曾经尝试将濒临灭绝的30头普氏野马放归到无人区中，原本以为它们可能无法适应当地的高辐射环境，但几十年过去了，它们的种群在无人区壮大了不少。
从这些动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核泄露事故导致了当地生物数量减少了许多，尽管幸存的生物都要面临高辐射，寿命缩短许多，但相比于外界，它们宁愿在这里生活。
总结核电站泄露虽然给当地人类以及动物都造成了难以估计的破坏，但相对于外界而言，动物们在这里生活的更为惬意，甚至因为没有人类的打扰，它们的物种数量都得到了恢复。
由此我们可以反思：我们人类对动物们的伤害，可能比核辐射更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