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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兴起
公元前221年，秦国已经通过战争相继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并建立了统一的中原王朝——秦朝，此时秦朝最大的威胁为北面的匈奴和南面的百越。约公元前218年，秦朝君主秦始皇派遣屠睢率领50万秦军分五路进攻岭南和闽越地区的百越部族，当时的岭南和闽越地区还处于原始的部落酋长割据状态，四支最强的百越支系为南越、西瓯、骆越和闽越。
秦军第一路在余干（今属江西省）集结，进攻闽越，攻陷后设立了闽中郡。第二路在南野（今江西省南康市南）扼守，对闽越和南越形成压迫之势。第三路占领了南越的番禺。第四路在九嶷山（今湖南省宁远县南）驻守，第五路在镡城（今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西南）附近的越城岭驻守，准备一起进攻西瓯。与此同时，秦始皇派遣史禄负责运送粮饷，史禄率领士兵在湘水和漓水之间修筑了灵渠，顺利的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保障了秦军的后勤供给。秦军进攻西瓯初时很顺利，杀了西瓯的首领译吁宋。
但西瓯的越人不肯屈服，逃入丛林推选出新的将领与秦军对抗。后来还发动夜袭大破秦军，将秦军统帅屠睢杀死。秦军受到重创，秦朝只好让秦军的另一将领赵佗改为守势。前214年，秦始皇派遣任嚣、赵佗率领秦军重新发动攻势，很快击溃了西瓯人的反抗，此时，岭南地区已完全纳入了秦朝的版图。同年，秦朝在岭南地区设立了南海、桂林、象三郡，任嚣被委任为南海尉。南海郡下设番禺、龙川、博罗、揭阳等数县，赵佗被委任为龙川令。
前210年，秦始皇病逝，秦二世即位。前209年，秦朝自秦始皇以来长期的暴政激起了戍卒陈胜、吴广等人的起义。接着项羽、刘邦等势力也纷纷起来反秦，中原陷入了一片混乱状态。陈胜吴广起义后不久，南海尉任嚣病重，他临死前把时任龙川令的赵佗召来，告诉赵佗南海郡傍山靠海、有险可据，可以建立国家以抵抗中原各起义军的侵犯，并当即颁布文书让赵佗接任南海尉的职务。
不久，任嚣病亡，赵佗向南岭的横浦关（今广东省南雄市北）、阳山关（今广东省阳山县北）、湟溪关（今广东省英德县境内连江入北江处）等各关口的军队传达了据险防守的指令，防止中原的起义军进犯，并借机杀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们，换上自己的亲信。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此时桂林和象两郡的越人也趁机纷纷独立，公元前257年古蜀的王族后裔蜀泮在象郡击灭骆越部族的文郎国，以螺城（今越南河内市东英县内）为都城建立了瓯骆国，自称“安阳王”。
公元前207，赵佗先把儿子赵仲始入赘瓯骆国，后又出兵攻打安阳王，接着还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赵佗考虑到象郡越人部落势力的强盛，析其为交趾、九真两郡，仅派两使者管理重大事务，日常事务仍由各部落首领自己管理。公元前203年，赵佗以番禺为都城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
赵佗统治时期南越国立国第二年，前202年，刘邦经过多年征战消灭了项羽，在中原建立了汉朝政权，史称西汉。刘邦将秦朝的南海、桂林、象三郡封给长沙王吴芮。公元前196年，刘邦颁布诏书，分封赵佗为“南越王”，并派遣陆贾出使南越国，让他劝说赵佗归属汉朝。
陆贾来到南越国后，赵佗以越人随意的装束和礼节傲慢地接见了陆贾。陆贾当即指出赵佗是中原人，不应该忘记中原的礼俗。并指出刘邦已经平定岭北，国力强盛，南越国一个小地方如果和强大的中原政权相对抗那就大祸临头了。首先赵佗的亲人和祖坟都在中原，如果南越国和汉朝交恶，那么赵佗留在中原的亲人就会被诛杀，祖坟就会被夷平。
汉朝再派个将领带十万的军队前来讨伐，南越立国不久，越人还未完全臣服赵佗，如果汉朝发兵十万攻南越，南越人就很可能杀死赵佗而归顺汉朝了。在陆贾劝说下，赵佗接受了刘邦赐给的南越王印章，对汉朝称臣，使南越国成为汉朝的一个“外臣”。
就这样，刘邦通过和平方式使南越国归顺汉朝，此后一段时间，南越国和汉朝一直互派使者，并在边境开放市场贸易。前195年，刘邦去世，其子汉惠帝即位，两国仍然维持友好的关系。
公元前188年，汉惠帝去世，年幼的刘恭即位，刘邦的妻子吕后实际掌握了朝政。公元前181年，在朝臣的提议下，吕后颁布了关闭和南越国交界的关卡和市场，禁止向南越国出售铁器和其它物品的政令。赵佗派出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三位南越国重臣前往汉朝请求吕后改变政令，但皆被扣留不能返回南越国。
而且吕后还派人诛杀了赵佗老家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的亲人，削平了他的祖坟。赵佗认为吕后这样做，很可能是汉朝诸侯长沙国从中离间的结果，并认为长沙国有可能想吞并南越国。于是赵佗宣布与汉朝脱离臣属关系，自称尊号“南越武帝”，并出兵攻打长沙国，在攻克边境数县后撤回。吕后下令削掉给赵佗的南越王封号，并派遣将军周灶前去攻打南越，但由于中原的士兵不适应南越的炎热潮湿的气候，纷纷得病，连南岭都没有越过。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死，汉朝的军队停止进攻。此时赵佗的声名威震岭南及周边地区，南越国以财物赠送的方式对东边闽越国施加影响，对西边瓯貉国故地加强控制，同时夜郎、同师纷纷臣属南越国，南越国的势力影响范围扩张至顶峰。赵佗以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与汉朝成为两个外交姿态平等的政权。
公元前179年，吕后死后，汉朝太尉周勃铲除了吕氏集团的党羽，并迎立刘邦的儿子刘恒即位，是为汉文帝。此时，赵佗向还在长沙国驻守的汉朝将领周灶送去转交给汉文帝的书信，请求汉朝寻找赵佗在真定老家的亲人，撤去驻守在长沙国境内的军队，并希望以南岭为两国的边界，改变目前两国犬牙交错的边界状况。
汉文帝接到赵佗的书信后，改变了吕后时代对待南越国的政策，他派人重修了赵佗的祖坟，设置守墓人每年按时祭祀，并给赵佗的堂兄弟赏赐了官职和财物，同时还撤回了汉朝在长沙国的部分驻军。接着汉文帝在丞相陈平的推荐下，任命汉高祖刘邦时曾出使南越国的陆贾为太中大夫，令其再次出使南越国说服赵佗臣属汉朝。
陆贾到了南越国后，向赵佗呈送了汉文帝的书信。汉文帝在书信中指出是吕后的错误政策致使两国交恶，而两国交恶必使边境爆发战争，将士多伤亡，百姓多遭殃。汉朝已经改变了对南越国的敌对政策，愿两国重修旧好，希望赵佗能放弃皇帝的名号，重新臣服于汉朝。
汉文帝还在书信中以边界是汉高祖刘邦制定的，不敢违反的理由拒绝了赵佗以南岭为两国边界的请求。赵佗其后向陆贾表示愿意永久成为汉朝的藩臣，并向国内发布命令，去除帝制，重新称王。陆贾的第二次出使，使南越国和汉朝恢复了刘邦时期的友好关系。赵佗重新对汉朝称臣，并时常派使节朝见汉文帝。但在南越国，赵佗仍然使用皇帝的名号。
公元前156年，汉文帝去世，其子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汉越两国仍然保持着这种表面上的友好关系。
赵眜统治时期公元前137年，赵佗去世，由于他去世时已达百余岁高龄，其太子赵始已经死去，其孙赵眜即位，赵眜对汉朝自称“南越文王”，在南越国内自称“南越文帝”。前135年，闽越王郢趁机向南越国发动战争，攻打南越国的边境城镇。这时赵眜刚继承王位不久，国家尚不稳，于是致信汉朝的新一任君主汉武帝，说明闽越正举兵侵犯南越国，请求汉武帝处理此事。
汉武帝对赵眜的做法大加赞扬，称其忠于臣属之职，不兴兵互攻，并派遣大行令王恢、大农令韩安国率兵分别从豫章郡、会稽郡前往讨伐闽越。汉朝军队还没有进入闽越，郢的弟弟余善就发动叛变，杀死了郢，投降了汉朝，于是汉朝的军队停止了讨伐行动。汉武帝随后将闽越国一分为二，立前任闽越王无诸的孙子丑为越繇王，立余善为东越王。于是，曾经臣属于南越国的闽越和南越国脱离了关系，直接受制于汉朝。
王恢在出兵取下闽越之后，曾派番阳县令唐蒙出使南越国告知此事。此后，汉武帝又派遣中大夫严助前往南越国将对闽越的处理结果告知赵眜。赵眜得知后，向严助表达了对汉武帝的深切谢意，并告诉严助，南越国刚遭受过闽越的入侵，等处理完后事后，他就去汉朝的京城朝见汉武帝。
随后，还派太子赵婴齐跟随严助回汉朝京城长安的宫廷当警卫。严助离开后，南越国的大臣以赵佗的遗训向赵眜进谏，劝赵眜不要去汉朝的京城，以免被汉武帝找借口扣留，无法返回南越国，而导致亡国。于是，赵眜在其十多年的统治时期内，一直以生病为借口，没有前往汉朝京城朝见汉武帝。
唐蒙在出使南越国时，从南越人请他吃蜀郡出产的杞酱一事中了解到，蜀郡至夜郎，再从牂柯江（今云南、贵州两省境内的北盘江）乘船而下，可以直达番禺。于是唐蒙上书汉武帝，请求在夜郎征集十万精兵，乘船沿牂柯江而下，可出奇兵攻打南越国。
汉武帝同意了唐蒙的请求，任他为郎中将，带领一千士兵和许多的粮食辎重从巴符关（今四川省合江县附近）进入夜郎，劝说夜郎侯多同归属汉朝。夜郎及其附近的城邑因为受到唐蒙带来的厚礼，于是都同意归属汉朝，汉朝在夜郎设置了犍为郡。就这样，另一个曾经臣属于南越国的夜郎也向汉朝臣服了。
赵婴齐统治时期前125年，赵眜病重，他在汉朝宫廷当警卫的儿子赵婴齐向汉武帝请求回国。同年，赵眜去世，赵婴齐即位。赵婴齐在没去长安之前，曾经在南越国娶越人女子为妻，生长子赵建德；赵婴齐去长安做警卫后，又娶邯郸樛家的女儿做妻子，生儿子赵兴。赵婴齐继位后，立从汉朝带回的妻子樛氏为王后，赵兴为太子。这种舍长立幼的做法，为南越国的将来种下了祸根。
赵婴齐是一个暴君，喜欢恣意杀人。汉武帝多次派使者到南越国，劝告赵婴齐到长安朝见汉武帝。赵婴齐惧怕进京后，汉武帝会并吞南越国，将南越国比照汉朝的内诸侯，在南越国执行汉朝的法令，因此以有病为借口，一直未去长安，只派遣儿子赵次公去长安当警卫。
赵兴统治时期约前113年，赵婴齐病死，谥号“南越明王”。太子赵兴即位，其母樛氏成为太后。同年，汉武帝派遣安国少季出使南越国，前往告谕赵兴和樛太后，让他们比照汉朝的内诸侯前去长安朝拜汉武帝；同时命能言善辩的谏大夫终军、勇猛之人魏臣等辅助安国少季出使，卫尉路博德则率兵驻守在桂阳（今广东省连州市），以接应使者。
此时的赵兴尚年轻，樛太后是中原人，南越国的实权实际上掌握在丞相吕嘉手中。樛太后在没有嫁给赵婴齐时，曾经与安国少季私通，此次安国少季出使到南越国，他们再次私通，南越人因此多不信任樛太后。樛太后感受到朝野的孤立，害怕发生动乱危及自己的地位，也想依附汉朝的威势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多次劝说赵兴和群臣归属汉朝。
与此同时透过使者致信汉武帝，请求比照汉朝的内诸侯，每隔三年去长安朝见汉武帝一次，并且撤除南越国与汉朝国界上的边关。汉武帝答应了樛太后的请求，赐给南越国丞相、内史、中尉、大傅等予官印，其余官职由南越国自置，这样意味着汉朝朝廷可以直接对南越国高级官员进行任免。
汉武帝还废除了南越国以前的黥刑和劓刑等野蛮酷刑，跟汉朝的内诸侯一样执行汉朝法律。同时将派往南越国的使者都留下来镇抚南越国，力求南越国的局势平稳。赵兴和樛太后接到汉武帝的谕旨后，马上准备行装，准备前往长安朝见汉武帝。
南越国的丞相吕嘉较为长寿，从赵眜、赵婴齐一直到赵兴均由其辅佐，为三代老丞相。他的宗族在南越当官的有70多人，与南越王室有联姻，在南越国的地位十分显要，深得越人的信任，威望超过赵兴。吕嘉强烈反对南越国内属汉朝，多次劝谏赵兴，但赵兴一直不听。
这使吕嘉产生了背叛的念头，多次托病拒绝会见汉朝使者。汉朝使者都注意到吕嘉，但迫于形势，未能杀掉吕嘉。赵兴和樛太后害怕吕嘉首先发难，就安排了一场酒宴，宴请汉朝使者和吕嘉，想借汉朝使者之力杀死吕嘉等人。在宴席中，樛太后当面指出吕嘉不愿归属汉朝的行为，想以此激怒汉朝使者出手杀吕嘉。
但此时，身为将军的吕嘉之弟正率兵守在宫外，安国少季等使者犹豫不决，最终不敢动手。吕嘉觉察出杀气，随即起身出宫，樛太后大怒，想以矛掷击吕嘉，被赵兴阻止。吕嘉回去后，将其弟统领的士兵分出一部分安排到自己的住处加强防卫，托病不再去见赵兴和汉朝使者，并暗中与朝中大臣密谋，准备发动政变。吕嘉知道赵兴无意杀他，所以数月没有采取行动，而樛太后想杀吕嘉，又没有这样的能力。
汉武帝听说了吕嘉不服从赵兴，而赵兴和樛太后又无法控制吕嘉，派出的使者胆怯无能也帮不上忙；同时又认为赵兴和樛太后已经归附汉朝，唯独吕嘉作乱，不值得兴师动众，于是想派庄参率2000人出使南越国。庄参不愿意，汉武帝改派韩千秋和樛太后的弟弟樛乐于前112年率2000人前往南越国。当韩千秋和樛乐进入南越国之后，吕嘉等人终于发动政变。
吕嘉向国人称，赵兴太年轻，樛太后是中原人，又与汉朝使者有奸情，一心想归属汉朝，想把先王留下的珍宝献给汉武帝，并想把随从去长安的南越人卖给中原人为奴，不顾及南越国的社稷，只顾及汉朝皇帝的恩宠。随后吕嘉和他弟弟领兵攻入王宫，杀死了赵兴、樛太后和汉朝的使者。
赵建德统治时期吕嘉杀死赵兴之后，立赵婴齐和南越人妻子所生的长子赵建德为新的南越王，并派人告知了南越国的诸侯苍梧王赵光及南越国属下的各郡县官员。这时韩千秋的军队进入南越国境内，攻下几个边境城镇。随后，南越人佯装不抵抗，并供给饮食，让韩千秋的军队顺利前进，在走到离番禺40里的地方，南越突然发兵进攻韩千秋的军队，把他们全部消灭。
吕嘉又让人把汉朝使者的符节用木匣装好，并附上一封假装向汉朝谢罪的信，置于汉越边境上，同时派兵在南越边境的各个要塞严加防守。汉武帝得知后，非常震怒，他一方面抚恤战死者的亲属，一方面下达了出兵南越国的诏书。
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调遣罪人和江淮以南的水兵共10万人，兵分五路进攻南越。第一路任命路博德为伏波将军，率兵从桂阳沿湟水（今广东省境内的连江）直下。第二路任命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从豫章郡过横浦关沿浈水直下。第三路和第四路任命两个归降汉朝的南越人郑严和田甲分别为戈船将军和下厉将军，率兵从零陵（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北）出发，然后郑严的军队沿漓水直下，田甲的军队则直抵苍梧（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
第五路以驰义侯何遗利用巴蜀的罪人和夜郎的军队，直下牂柯江。五路军队的最终目标皆为南越国的都城番禺。与此同时，东越王余善也向汉武帝上书请战，并派兵8000人协助杨仆进攻南越国，但东越王的军队行至揭阳时，便借口遇上风浪而不再前进，还暗中派使者向南越国报信。
该年冬天，公元前112年冬，杨仆率领精兵，抢先攻下寻峡，然后攻破番禺城北的石门（在今广东省广州市内），缴获了南越国的战船和粮食，乘机向南推进，挫败南越国的先头部队，率领数万大军等候路博德的军队。路博德率领被赦的罪人，路途遥远，与杨仆会师时才到了一千多人，于是一同进军。杨仆率军队在前边，一直攻到番禺，赵建德和吕嘉都在城中固守。
杨仆选择有利的地形，将军队驻扎在番禺的东南面，天黑之后，杨仆率兵攻进番禺城，放火烧城。而路博德则在城西北驻军，派使者招降番禺城，南越人久闻路博德的威名，于是纷纷投奔路博德的旗下，黎明时分，城中的南越国守军大部分已向路博德投降。吕嘉和赵建德见形势不妙，在天亮之前率领几百名部下出逃，乘船沿海往西而去。路博德在询问了投降的南越人之后，才知吕嘉和赵建德的去向，并派兵追捕他们。最后，赵建德被路博德的校尉司马苏弘擒获，而吕嘉被原南越国郎孙都擒获。
吕嘉和赵建德被擒之后，南越国属下各郡县包括苍梧王赵光，桂林郡监居翁，揭阳县令史定等皆不战而向汉朝投降。郑严和田甲的军队，以及何遗调动的夜郎军队还未到达，南越国已经被平定了。这样，由赵佗创立的南越国经过93年、五代南越王之后，终于被汉朝消灭了。
当平定南越的捷报传给汉武帝时，汉武帝正在前去视察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东南）的途中，当时身处左邑县桐乡（今山西省闻喜县北），于是汉武帝在桐乡设立了闻喜县。前112年冬，吕嘉被汉军处死后将其首级呈送给汉武帝，当时汉武帝行至汲县新中乡（今河南省新乡市东），于是汉武帝又在新中乡设立了获嘉县。
同年，赵建德也被处死，其首级高悬在汉朝皇宫的北阙上。其后汉武帝还在益州郡设立嶲唐（今云南省永平县西北）、不韦（今云南省保山市东北）两县，将吕嘉的子孙和宗族迁徙过去，以绝南越后患。汉武帝在平定南越国后，将南越国领地设置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前110年，杨仆率军从合浦郡徐闻县（今属广东省）渡海，占领了海南岛。汉朝将其设为儋耳、珠崖两郡，和前面七郡同隶属于交州刺史部。
曾是以为孝乎这句话？
《论语·为政篇》里记录过这样的一段对话，孟懿子、孟武伯、子游以及子夏分别问孔子什么是“孝”，最善于因材施教的孔子，给出了四个人不同的回复。其中对于子夏，孔子给出的回答是：
“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这句话最难理解的，莫过于开头两个字“色难”。
要想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还是让我们跟随《论语》的对话，去往两千多年前找找答案吧。
四徒问“孝”《论语》原文：
简译：
孟懿子问孔子，什么是孝道呢？孔子说：“所谓孝道就是不违背礼。”
有一天，樊迟给孔子赶车，孔子告诉他，孟孙曾经问我什么是孝道，我跟他说不要违背礼。樊迟问：“那先生可说说，这具体是什么意思吗？”孔子说：“父母在世，以礼相待。父母去世，以礼安葬，祭祀即可。”
孟武伯也问过这个问题：“什么是孝道呢？”孔子说：“父母生病，心中担忧。”
子游也问孝，孔子说:“如今的孝道，能够做到赡养父母就可以了。但是犬马都会被饲养。所谓赡养要心存孝敬，要不然和饲养犬马有什么区别？”
子夏也问孝道，孔子说：“做人子女的，最难的就是对父母和颜悦色。（如果天天摆个臭脸。）仅仅替父母去做事，又好吃得让父母吃，这就算是孝道吗？”
“色难”二字，其实有两种解释，在这里，咱们先采用一种解释来翻译。那另外一种解释是什么？别急，听咱细细道来。
一个问题，四个答案（心急的读友可以直接跳到第三部分“色难二解”，不过先提醒一下，这样会错过很多精彩内容哦。）
一个问题，同一个老师给出了四个答案。放在如今的学校里，如果是数理化老师给出的答案，估计得算教学重大失误了。如果放在哲学等科目上，估计不加以解释，也会有人说教学不严谨。但是，放在孔子身上，却偏偏体现出他的高明之处。
何为“因材施教”？说白了就是根据学生的特点来进行教学，而这特点里也包括他们的出生和品性。孔子之所以给出这四个答案，其实是因为这四位（加上樊迟是五位）学生的特点不同。
1.孟懿子
懿是谥号。他的姓是仲孙，也称孟孙，所以后面孔子叫他孟孙。
孟孙氏是鲁国三桓之一，都是鲁国的卿大夫，孟懿子是从政的人。对从政的人来说，所谓的孝道，不应该是仅仅孝敬自己父母的“小孝”，而更应该是作为“人民公仆”的“大孝”。
对于这样的弟子，孔子的回答是“不违”。表面上是让他在对待父母这件事情上不要违背礼，而更重要的是“不违”天下人，如同对待父母有礼那样对待天下万民。
唐朝的魏征曾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写道：“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来源。可见天下百姓不过庶民尔尔，但却是江山社稷之根本。
所以对孟懿子的提问，孔子用了隐语，单单回答两个字：“不违”。让他自己去参悟吧。
可能是想更加明确地解释一下什么叫“不违”，在《论语》中的记载里，孔子还主动跟樊迟提起这件事，并且知道樊迟不理解，还解释了一番。
为什么樊迟不理解呢？孔子给他的定位是“平庸之辈”。他曾经请教孔子种田之事，引出了孔子那句著名的：“种庄稼我不如老农，种蔬菜我不如菜农”。而樊迟走后，孔子感叹：“小人哉”。不是孔子觉得自己的弟子多么不堪，而只是感叹他难成大器。
回到孔子对“不违”的解释，其实依旧是从大面上去讲以礼侍之。这恐怕不是讲给樊迟听的，而是讲给读《论语》的人听的。
2.孟武伯
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儿子，不过“武”也是谥号。他也是从政的人，为何却用“担忧”回答了他的提问呢？
还得从他自身上找原因。
历史评价孟武伯，骄奢淫逸，钟情于声色犬马。本来嘛，世家子弟，家里有钱，纵情挥霍也是屡见不鲜。但偏偏这位孟武伯身体不好，天天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痒痒。
估计孔子对这位弟子的行为也是有所耳闻，所以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回答。表面上来看是：“父母生病的时候，懂得担忧”。而实际上是：“你这孩子，身体不好，还不知道爱惜，你知道父母对你多担心吗？如果你能体会到父母对你身体的担忧和焦虑，你就算是做到孝道了。”
估计换作如今的老师或父母，一般性的回答就是：“老人不指望你能怎样。你不让你爹妈操心，就算是孝道了。”而孔子的回答，则是填了一层让他自己去领悟的意思。
要知道，有时候人做错事不是自己不知道答案，而是明知故犯。只有自己领悟到了，才会放弃以前错误的做法。孔子也一定知道强扭是扭不过来的，就用了引导之方策，希望他有所开悟。
3.子游
不同于以上对两位徒弟的回答，子游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孔子给出的答案是：“不仅要奉养，而且要心怀孝敬之情。如果只是养着，那根喂狗喂马有什么区别？”
子游曾经当过鲁国做过官，只是不知道这段对话是发生在他当官之前还是当官之后，因此无法判断这句是不是一句隐喻。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子游是孔夫子的得意弟子，行为上做到“孝”肯定没什么难度。孔子用这句话来提醒他：“孝，不能停留在表面。”
4.子夏
子夏也问孝，孔子的回答是“色难。单单是替父母做事，给父母好的酒菜，这难道就叫孝道吗?”和回答子游的时候一样，也用了一句反问句。
子夏和子游一样，也是十分杰出的弟子。结合对子游的回答，这两个答案没有前两个答案那么带有隐喻色彩，而且内容也浅显易懂，还都带了反问句。应该是给读《论语》的人看，引着我们去思考的。
“色难”二解所谓“色难”，其实可以有两种理解：
第一种，侍奉父母的时候，每天保持和颜悦色真的很难。
第二种，要理解父母的脸色，十分的困难。
人跟人之间的理解本来就不容易，所以硬是要求每个子女都做父母的“解语花”未免要求太高，但我们却可以控制自己的喜怒哀乐，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和颜悦色的对待父母，这已经是很难了。所以在上文的翻译里，选择了第一种解释。
四种答案，逐层递进细读这四种回答，倒是逐层的递进关系。
孝敬父母，第一要做到以礼相待，第二要做到懂得为父母担忧，第三要奉养恭敬，第四要和言于色。像武林秘籍里的武功，一层比一层更为高深。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论语》里要将这四个答案放在一起，并且如此排列了吧。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现实生活中也经常见子女委屈而无奈地对父母吼道：“我对你不好？吃的穿的我都买给你，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对你？”不是这样的子女不够孝顺，而是有时候让一个人时时刻刻保持和颜悦色，真的很难，特别是当子女无法理解老人的行事方式和处世哲学时。
“色难”二字，正是如此。
诚然，以圣人的标准去要求每个人都做到要求实则太高，只希望这世间的父母和子女之间，多些理解和支持，而少些误解吧。
古代井田制是怎么回事？
关于“井田”的形制，《周礼》的描述说“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郑玄作注说：此畿内采地之制。九夫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
《孟子*滕文公上》说得更清楚一点，孟子论及三代做了一个对比：“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 ，其实皆什一也。”夏代每户授田五十亩，每户上缴一定的收成；商代的井田制，把六百三十亩地分为九个区域，每一份七十亩，八户各分一区是私田，中间一区是公田。公田由这八户一起耕种，收成归公，就不再从私田里抽取收成。
周代的井田孟子说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把九百亩地分成“井”字样的九个区域，每一份一百亩，八户各分一份是私田，中间一百亩是公田。公田再分八份，每户各耕种一份。实际上每户就分得田地一百一十二点五亩，然后从这一百一十二点五亩地的收成中抽取十分之一上缴。
收成上交之后，这就是国家运转的基本费用。“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周王坐拥着九州的土地，用这些收入来供养万民，然后用忠信教化万民，使他们和谐安乐。周王怎么来实现这种和谐呢？“聘后于异姓”、“求财于外方”、“择臣取谏工”。遵守同姓不婚的制度而从异姓聘取王后；使各方以其财物进贡；选取官吏任用直言敢谏的大臣。
楚国大夫观射父和楚昭王论政时也说，“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经入焉，以食万官。”“九畡gāi”就是九州的意思。天子有九州之田养育万民，收取十兆赋税以养育万官。
孔子和弟子冉有也讨论过“井田制”的问题。冉有是季康子的家臣。季康子是鲁国正卿，也曾经和孔子问政，问孔子“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杀了那些无道的人以成全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在上位而施善政民必善。
“季康子谷以田赋”，季康子想根据田亩数量征收赋税，让冉有去问问孔子的态度。鲁国这时候应该早就是按亩征税了，《左传》记载鲁国“初税亩”的时间是宣公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594年。
孔子其实持的是反对的态度，所以就讲起了先王之制。“先王之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先王根据土地的肥瘠确定土地的等级，再根据年龄、力气大小来分配耕田的数量以及确定上缴的赋税。至于那些鳏、寡、孤、独，国家有军旅之事就征收他们的赋税，如果没有战事就不征收。
那么究竟一井的收成有多少要上缴呢？孔子说是“其岁，收田一井，出稯zōng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稯”、“秉”、“缶”都是计量单位。孔子这里说的“稯禾”是六百四十斛小米，“秉刍”是一百六十斗饲料，“缶米”是十六斗大米。
孔子说，“先王以为足”，反正先王觉得这样足够了；而且此“周公之籍也”，这是周公定的籍法。季康子你觉得不够你想挑战先王和周公，那就不用问我的意见了。
明万历帝为何对张居正的后代大肆抄家杀戮？
张居正绝对算得上明朝一流的改革家，但让后世记住他的或许不是“一条鞭法”，而是那句“张居正，居正不居正，黑心宰相卧龙床”。虽然我们很难说清楚张居正与李太后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二人主导了万历前期的政局，可以说万历皇帝在30岁前都没有绝对的自主权，而张居正和李太后的默契配合，推动了万历新政的中兴局面，但也绝对是造成万历皇帝心里阴影的重要因素。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结算”，从逻辑上看，就是这种心里因素造成的。
从嘉靖中后期至严厉初期的内阁里，大致是一个老带新、挨个“传承”的格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曾是一起搭班子的同僚，中间在隆庆初期有过插曲，李春芳插了一腿成了内阁首辅，之后又是“嘉靖系”的老臣高拱接任。可以说万历皇帝登基后，高拱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三朝元老，嘉靖时期的阁员、隆庆和万历时期的阁老，这种身份确实会使他养成倚老卖老的毛病，历史上大多数元老都会有这毛病，时不时的发发牢骚，对新皇帝指手画脚的也大有人在。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万历皇帝举行了登基大典。随后便将司礼监掌印太监换成了大伴冯保，按理说这个举动没什么毛病，因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本来就属于内侍，只不过是几代皇帝把他们架上了权力的高峰。冯保是陪伴了万历皇帝整个童年的太监，是万历皇帝最离不开的人，这时候提拔为内侍首席也无可厚非。但万历皇帝的做法有违祖制，他是以“中旨”的形式直接通知的内阁。
为何说中旨就违背祖制了呢？因为中旨是不经内阁讨论和批注意见的，由皇帝直接下达的圣谕。而明朝皇帝要下发指令，一般是先传给内阁，由内阁讨论后，批准意见抄在黄纸上（拟旨就是这个过程），然后将此“批黄”送呈司礼监，司礼监秉笔太监再根据皇帝的意见抄录成文，这才形成圣旨。所以皇帝的圣旨中很多都是带有内阁意见的，万历皇帝刚上台，就无视内阁的意见，直接定下司礼监的一把手，内阁是很没面子的，更重要的是冯保与高拱一直都不对付。
所以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太监宣旨时，高拱愤怒之下，将圣旨拍到了地上。太监哪见过这种场面，就支支吾吾说了句这可是圣旨啊！高拱接下来的话就注定了他的政治生娃将要结束，他说“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这句话很明显是针对冯保的，在他看来，皇帝年龄太小，这些行为都是太监们搞的。但他忽略了一点，冯保与李太后站在统一战线上，他们是万历皇帝最亲近的两个人。冯保将高拱的话传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主人”，这一传话就成忤逆了，当时的形势本就臣强子弱，李太后能不忌惮吗？
“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正说明朝十六帝》
从这件事表面看，是冯保与高拱的斗争，其实往背后看，想搬倒首辅的人必定是次辅了，张居正上位很不光彩的一点就是陷害高拱，但这又是明朝历史的特色，徐阶对严嵩、高拱对徐阶不也都是如此？据《明史》记载，高拱本来是担心皇帝太小，想将司礼监的权力收归内阁所有，以免内廷祸政。所以高拱就找内阁次辅张居正商议，毕竟他与张居正共掌外廷，但张居正出卖了高拱，透漏消息给冯保，以至于冯保在李太后面前进谗言，罢了高拱的首辅。随后张居正便被扶正，高拱在回忆录《病榻遗言》中就写过此事，称张居正“毒害深谋”。
在此之后，万历朝的政治格局就成了李太后、张居正、冯保的铁三角。从李太后选择中可以看出，她是挑选了与儿子最亲近的两个人主掌内外廷。大伴冯保自不必说，陪着朱翊钧长大的，张居正则是朱翊钧的老师，二人会尽心尽责的辅助万历皇帝，而此时的李太后身为“监护人”，冯、张二人的政治主张通过李太后拍板，成为大明朝的政令实施下去，这种“亲情式”的稳定关系，也确实推动了万历新政的执行。
而李太后的大智慧不仅仅在于权力架构的搭建上，他对那段历史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对儿子严厉的管教，我认为这是促发万历皇帝后来叛逆的根本原因。“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李太后
在万历皇帝登基后的几年，李太后仍然将儿子置于学习进步的氛围中，她将前朝政事全权交给张居正处理，这也是新政得以顺利推行的基础。万历皇帝的讲臣也都是张居正挑选的，万历皇帝上课的“监督员”则是冯保，每次上课的效果如何都由冯保向李太后汇报，随之而来奖励与惩罚都很及时。万历皇帝常因逃学、思想开小差而被罚跪，所以他是很怕母亲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万历皇帝大婚。李太后搬出了乾清宫，住进了慈宁宫，这标志着中宫之主的易位。
万历皇帝脱离了母亲的监管，如释重负，便开始了一些出格的行为。有一次酒醉之后，他夜游西城，贴身太监孙海招来两个宫女伴游，万历皇帝兴起时让两个宫女唱荤曲儿。宫女毕竟不是青楼艺妓，都是重规矩，讲礼仪的，所以万般推辞，万历皇帝勃然大怒，要斩了两人，好在孙海阻拦，最终是削发代首，将两个宫女剃成了“尼姑”。
“翼日，太后闻，传语居正具疏切谏，令为帝草罪己御札。又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已。”——《明史·卷一百十四·列传第二》
李太后知道后，跑到奉先殿祭告先帝，忏悔自己教子无方，然后决定废帝，令立潞王。万历皇帝得知母亲的决定后吓摊在地，后又跑到李太后面前认错，态度相当诚恳。李太后最终表示，能不能继续保留帝位，要看“张先生”的态度。后来的事情大概大家都很熟悉了，张居正领会了李太后的意思，写了一道劝诫皇帝“慎起居”的奏疏，然后替万历皇帝写下“罪己诏”，算是平了这件事。
在我们看来，这无非就是李太后与张居正演的双簧，目的在于教育孩子，但这件事却可以看做万历皇帝与张居正君臣关系转变的起点。在此之前，万历皇帝对老师张居正依赖之中带些敬畏，而在此之后，君臣开始产生嫌隙，并最终走向对立。
首先万历皇帝虽然年轻，但此时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李太后与张居正的暧昧关系绝不是后来才传开的，别有用心的政客早就将此事传至万历皇帝的耳朵里。那么帝位保与不保，还要看张先生的态度，到底是张先生控制了母后，还是大明朝成了张先生的呢？再者说来，李太后并不是政治家，在明朝的祖制中，她也不可能参与朝政，她对对张居正的欣赏主要源于保护儿子的需求，所以国朝之事、皇帝的教育，李太后对张居正都是言听计从。这些举动对于一个心智尚不成熟的皇帝来说，很有可能就是想歪了。
朱翊钩18岁后，张居正也提出过皇帝亲政，但李太后并不愿意打破现状，或者认为儿子无法胜任亲政后的角色，所以都拒绝了。后来万历皇帝自己也向母亲提出想要亲政，但李太后给了一个年限，说是30岁前都继续让张先生帮着打理一切。万历皇帝不可能将心中的疑惑和怨愤记在母亲头上，所以只能迁怒于张居正，可能这个时候万历皇帝就已经有了想法，等到亲政后一定要找张居正清算。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权力架构瞬间改变，万历皇帝真正体会到什么才是皇权的至高无上。相比较张居正时代办一次宴席、修一个宫殿都会被驳回的情况，万历皇帝才明白了张居正曾经偷走了他的“皇权”。所以当御史弹劾张居正推荐的潘晟时，万历皇帝借机进行责任倒查，将张居正抄家，削夺其生前一切赐赠，张居正还差点被开棺鞭尸，其家属多数被流放。
综上而言，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清算，主流观点认为是他的改革动了太多人的蛋糕，弹劾之声对万历皇帝形成了执政压力。这一点确实不可否认，历史上遭遇清算的改革家很多都是这个原因。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太后过于严厉的教育方式引起了万历皇帝的逆反心理，这种逆反心不可能报复给母亲，而李太后处理问题时对张居正太过依赖，加之绯闻四起，所以逆反心就转移到了张居正的头上。
你觉得历史上哪个人物做到了天下有道？
我觉得明朝著名的哲学家和军事家王阳明，真正做到了“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询道。”
王阳明，字伯安，1472年生于浙江余姚一个官宦家庭。少年时代的他，兴趣广泛，诗文出众，喜欢骑射。15岁时在父亲带领下在国内游历，了解风土民情，熟悉边塞形势。青年时代，就立志成为圣贤。1499年，27岁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
王阳明进入仕途，正是昏庸无能的正德皇帝时期。他因为反对专权宦官刘瑾谋害忠良，被贬到贵州龙场。赴任途中，用巧计躲过追杀，辗转来到贵州。这里是一个偏僻贫困的地方，王阳明作为一个意志坚定的学者，不畏艰难困苦，潜心钻研心学。在长期的思考探索过程中，终于在一个夜晚顿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王阳明学说的重点在于“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从改变自己的内心开始，影响他人，从而改变世界。从明朝中叶以后，对当时和后代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519年，大宦官刘瑾倒台后，王阳明受同僚推荐，再次出山。他创立心学后，自己身体力行，在生活中实践自己的哲学学说。
最能表现王阳明作为一个军事家指挥才能的，是他在1519年，以赣南巡抚身份，率军平定宁王朱宸濠10万大军的叛乱。他运用围魏救赵和心战谋略，只用短短30多天时间，谈笑间就平定了这次震惊朝野的叛乱。
立下大功的王阳明，不但未受到朝廷的封赏，反而因为献媚昏君的官员的谗言，几乎性命不保。王阳明忧愤难平，只有离开腐败的官场，这让王阳明再次走上以身循道的道路。他以养病为名，辞官回到故里，兴办书院，收徒授课，完善和传播他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哲学思想。这样的生活，他过了七年。由此可见。一个人想要成功，只要设定正确的目标，下定必胜的决心，全神贯注的去做，最后一定能够成功。1527年，王阳明再次临危受命，帅军镇压两广起义。
1529年1月，病逝于江西南安。临终前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