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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f皇室尊亲,一生无子的慈安为何深得咸丰帝的信任和尊重

穿越火线 2年前(04-18) 157

1、dnf皇室尊亲，一生无子的慈安为何深得咸丰帝的信任和尊重？

孝贞显皇后（1837年8月12日—1881年4月8日）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咸丰帝的第二任皇后。三等承恩公、广西右江道穆扬阿之女.

咸丰二年（1852）二月被选秀入宫，四月二十七日进内诏封贞嫔；五月诏晋贞贵妃；六月已拟为皇后，其嫔妃册封典礼均未举行；十月立为皇后，时年十六，少于文宗六岁。她生前没有子嗣，但却依靠丈夫咸丰皇帝的信任和宠爱，由嫔连升四级成为皇后，仅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堪称清代晋封速度最快的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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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驾崩后，尊为母后皇太后，光绪七年三月初十（1881年4月8日），慈安皇太后暴崩于钟粹宫，死因成谜。葬于普祥峪定东陵，经光绪、宣统两朝加谥，最终谥号为“孝贞慈安裕庆和敬诚靖仪天祚圣显皇后”。

慈安16岁就被选入宫封为嫔，并且在4个月之内就被封为皇后。在皇宫，慈安保持十年荣宠不衰，可见慈安的并不一般。咸丰在三十一岁热河弥留之际，唯独将皇后慈安召到身边，授密旨一道，并给予她“御赏”大印，另外，给予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慈禧代为掌管)。八个顾命大臣所发任何政令都要请盖上“御赏”和“同道堂”印章才有效，可见咸丰对慈安的信任和知心。

咸丰帝死后，同治帝即位，两宫太后共同垂帘听政，这个是史无前例的。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慈禧太后，另一位就是慈安太后。虽然慈禧专权霸道，但在慈安面前都得甘拜下风，怕她三分。慈安太后，钮祜禄氏，她当上皇后的速度可以说是神速。1852年一入宫就被封贞嫔，八个月就被立为孝贞显皇后，而那时的钮祜禄氏才十六岁，如花的年纪。

而1861年，钮祜禄氏25岁时，咸丰帝驾崩了。不过在死前，他留下了遗诏，一是立载淳为皇太子，二是确定八大辅政大臣，三就是把象征着皇权的御赏给了钮祜禄氏，同道堂给了皇太子载湉。所以咸丰帝死前，想的是让慈安和同治共同处理朝政，压根也没有慈禧什么事。那慈安太后一生无子为何能得到咸丰帝的宠爱和信任呢？

1、慈安太后出身高贵，她是满洲镶黄旗人，镶黄旗位居八旗之首。清朝的皇后很多出自镶黄旗，比如乾隆帝的孝贤纯皇后、嘉庆帝的孝和睿皇后、道光帝的孝全成皇后，也正是咸丰帝的生母。孝全成皇后贤惠端庄，但在咸丰帝10岁的时候却病死了，因此咸丰帝时常思念母亲，也相信钮祜禄氏会像他母亲一样母仪天下。

2、慈安太后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温柔贤淑，咸丰帝时，清朝内忧外患，而钮祜禄氏管理后宫不出差错，也让咸丰帝少了后顾之忧，她对妃嫔同等对待，逐渐让后宫妃嫔信服，也产生了极高的声望；对其他妃嫔生下的孩子也视为己出，所以后来的同治帝也更加亲近慈安太后，惹的慈禧非常不快。

3、那拉氏慈禧出身低于钮祜禄氏，虽然她和皇后钮祜禄氏一起进宫，但她只是被选为贵人，因此她一直很不满。不过她非常幸运，剩下了皇长子载湉，母凭子贵，最后被封为贵妃。但是咸丰帝虽然也宠爱她，但是也知道她的为人，知道她不能公平大气的对待后宫之人的，反而慈安更能让人信服，慈安的身份也名正言顺。

而慈安后来确实能牵制着慈禧，在一些大事上，慈安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比如杀了慈禧的心腹安德海，给同治帝选后，而洋务运动，最大的功臣除了恭亲王奕欣，就是慈安，因为国库开启只有慈安有权打开。虽然她本性温柔仁慈，但电视剧中的懦弱无能是没有依据的。一些文学影视作品中慈安太后是一位懦弱的后宫女人，任何时候都要听慈禧的意见，实际上慈安太后只是性格温顺，但是在国家大事上慈安太后非常有主见。咸丰皇帝不是傻子，若不然他怎么会将慈安封为皇后。

这些都足以表明慈安是一位城府很深的大智若愚的女性，慈安与慈禧相比，绝对不会逊色，决定朝政大端，慈安优于德，而慈禧优于才。慈安对权力不感兴趣，所以日常朝政多让慈禧处理。而慈禧遇到朝政大事是不敢擅做主张，仍要征询慈安的意见。由此可见，慈安太后在控制局面、掌控权力方面也是很有一套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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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何如此称呼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从最原始的根本找起，因为知其源方能里其流嘛。

公、候、伯、子、男，上面一级是王。

王：

《尔雅·释亲》曰:"父之考为王父,父之妣为王母。"

《礼记·曲礼下》:"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疏曰:"王父,祖父也……王母,祖母也。"

《礼记·杂记上》:"士之子为大夫,则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又云:"大夫附于士,士不附于大夫,附于大夫之昆弟。无昆弟,则从其昭穆。虽王父母在,亦然。"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王最早的意思是祖父、祖母，后来延伸为君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它为什么造字的时候会写成甲骨文这个样子呢？

石器时代制作的石斧用来切割动物的尸体，也就是说王就是那个部族里面带领大家出去狩猎，然后切割分肉给大家吃的那个长者。我们不说人类，动物里面的狮子、狼这些，出去狩猎也是先由那个领头的有地位的优先享用食物，然后分配给其它同类食用，所以说狮王、狼王，那个领头的比较厉害的，有权分优先食用的那个就是王。

我们再开看看金文里的王是什么？

商王武丁之妻妇好手持的斧钺的形状。

这个时候的石斧就是钺了，已经作为一个权利象征的怎么一个东西的存在，也就是说领导军队打仗的怎么一个首领拿的东西，从原来的狩猎动物，到现在吃饱没事干为了利益开始打人了怎么个东西。

然后演变到小篆里的王，那个王不是今天怎么写的，上面两横要高一些，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这里要说一下，我们现在说的文字、文字，实际上文是文，字是字，所以董仲舒说造文者，他不说造文字者。因为文是单一的象形符号，字是文加《六书》的形式然后创造的字，所以字是一个语音符号，词是一个语音单位。

到这个时候已经说成了参通天地人三才的那个人才是王了，也就是给王赋予了一种神权化。这样我们就只知道了王最初的带领大家出来找吃的，然后吃饱了带领大家去打仗的，后来被神权化象征有无上权利的那个就是王。

公：

为什么紧跟着是公呢？不是其它呢？

公，就是上面一个八，就是分，下面一个厶读[sī]，厶就是私，韩非曰：“仓颉作字，自营为厶。” 我上面说过了，文字的区别，所以韩非子说仓颉作字，字是两个部分或更多，组成的。“背私为公”相背，“公”就是把肉、食物分给大家的那个人就是公，有权做分配的人，爷爷也叫啊公，不是这样的吗？在家里有权分配家产的那个，把东西公平的分配给自己的子女，不是这样的吗？大公无私。看看这些词，现在理解了吧？分，就是一个东西切开两半，就是分，下面是个刀，切东西的物，那么公就是分东西的人。

至于后来把这个公作为爵位名称给某人，那是后来的事情了。

候：

《释名》候，护也，可护诸事也。又候人，道路迎送宾客之官。

可护就是呵护。

《诗经·曹风》彼候人兮，何戈与祋。又斥候。

祋：悬挂羊皮的竿子。古代用羊皮挂在竿子上，置放城门口，用以惊吓不当入城而入城的牛马：“关门夜开，不下羊皮之祋。”

这样我们就知道候，最早的已经就是呵护部族生命财产的那个人，在部落门口守护者大家的那个人。汉代的西域都护候，西域最高军政长官。又有姓侯的，侯姓应该就是古代呵护部落的那个人的后代，比如张姓是拿弓箭，游戏里面的远程攻击手，下路的ADC，UZI这种就是。郭姓就是住在城边东郭、南郭这类的后人，城郭的郭。所以有东郭先生、南郭先生。后来候作为一个爵位的名称赐予某人那都是很后来的事情了。

伯：

我们已经知道王，是首领，是带领狩猎的，是切割肉的。公是分配肉的，候是守护、呵护生命和财产的。伯，为什么次一点职位呢？为什么排在他们之后呢？

伯，就是人字旁加一个白，白是什么？我们看甲骨文和鼎上面的文白，就很清楚了，白就是白色的白色米粒，古人认为那个是白。

我们国家种植稻谷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伯，就是掌管、分配白米粒的那个人，后来说伯是父亲的兄长，为什么是？因为父亲的兄长是家里的长男，古人说长兄如父，所以他有掌管和分配米的权利，我们知道父是切割肉的，公是分配肉的，那么候是呵护生命财产的，那么伯就分配米的，肯定是肉珍贵，生命珍贵，次一点的没有肉吃，有饭吃也不错对吧？所以他要次一点。还有上面这些人都是首领、长者、武艺高强一点的人，伯是下一代，所以他就又次一点。这种关系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接着我们往下讲就很好理解了。

子：

小篆的子，这个一看就很清楚了，是个小孩子，我们说弟子、弟子就是师父的孩子，这些关系很清楚的，子后来又有美的意思，杜甫字子美，美不一定是美丽的意思，也有美德的意思，所以说杜甫是美男子不一定正确，应该说是有美德的美男子，杜甫不是这样的吗？整天忧国忧民。还有我们的先秦诸子，那个不是有美德的？所以子，就是部落里面有美德的那个人，或者说是有美德的帅哥。

男：

有人说这个男，很难，解释，男人嘛总是很难的。但是真的男吗？其实一点都不男。

甲骨文的男。

小篆的男。

许慎《说文解字》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用力于田也。这解释得很清楚。

看看我们的大禹手上拿的是什么？甲骨文下面那个就是怎么一个工具，用来铲泥土的，耕种时候用来翻土的工具，我们可以看看后来演变出来的耕田牛拉着的那个梨。男就是出力气活的那个人，就是男。所以男人比女人有力气，我们一般这样认为。

所以我们现在清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王，就是首领，带领大家去狩猎，切割肉的那个人，公，就是分配肉的那个人，候，就是守护、呵护生命、财产的那个人，伯，就是掌管、分配米的那个人，子，就是那个有美德长得帅的那个人，男，就是那个可能不是那么帅，但是有力气的人，做苦力的人，所以他的等级最末。从辈分来看也是这样的，不是吗？王、公、候是长辈，伯、子、男是晚辈，男子、男子也是子这一辈。至于后来都成了爵位的名称来代表身份象征是后来的事情了，但是这之间的关系我们是看得出来的。

4、为什么在15世纪的海洋时代中国会落后于西方？

谢谢组织邀请。

中国人在15世纪初期的世界海洋领域里无疑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明政府自永乐三年(1405) 至宣德八年 (1433) 的二十八年间，派遣郑和统帅舟师七下西洋不仅是国人所津津乐道的美谈，亦是我国航海史上的壮举。由于背靠明帝国的雄厚实力以及朝廷的大力支持，郑和船队不仅规模庞大，随员众多，其行程也一度远达西亚，东非之地，并与沿途各地的民族，国家有过一系列的政治，军事交流。

我国在历史上是造船航海的古国。早在汉代，中国的航海家已远达印度和锡兰，同时也与东南亚，南亚诸国有一定的交流。通过中国、东南亚、印度以及阿拉伯海员们的努力 ,一条横贯印度洋并延伸至太平洋，沟通东西方的海上贸易通道就此形成 ,此即为后人所知的“海上丝绸之路 ”。经过唐代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于公元 10～14世纪的宋、元两代达到最高峰。宋赵汝适著《诸番志》及元汪大渊著《岛夷志略》均有关于东起日本西至地中海 100多个国家和港口的一些记载。郑和航海所行经的路线并没有超出此两本书籍所叙的范围 , 他采用的都是中国、印度和阿拉伯海员熟悉的传统航线，并没有开辟所谓的新航路。依据千年以来所形成的习惯，在远航初始阶段，海员们大多优先选择自己所熟悉的航道。而在进入陌生海域，尤其是印度洋之后，船队会雇佣俗称“番火长”的当地水手领航。不仅来自东方的船队会遵循这一惯例，当达·迦马到达非洲东海岸时，亦曾雇用阿拉伯水手领航，方能横渡印度洋并抵达印度西南部港口卡利卡特。

宋朝时，我国已能制造排水量数百吨的海船。元代造船业则在宋代基础之上继续发展：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为攻灭南宋政权，至元七年（1270）造战舰5000艘，至元九年，造战舰3000艘，自至元十一年（1274）～至元二十九年（1292），又造海船9900艘。《大元海运记》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为济州河运粮，一次造船3000艘，造船能力之强，可见一斑。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送公主远嫁波斯，“命备船十三艘，每艘具四桅，可张十二帆”，可见元代已有四桅船。《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说，“凡海舟，元朝兴国初运米者，曰遮洋船，次者曰钻风船”，据考证，这两种元代主要的海上漕运船，载重量分别为70吨和40吨左右。该书还详细记载了元代对“船制”和“风篷”、“舵”、“锚”的讲求，甚至具体到各部位尺寸。

宋、元两代大幅度发展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为明初造舫业的兴盛和之后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明初，朝廷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都设有船厂，尤以南京的龙江船厂和直隶的清江船厂规模最大，是生产郑和下西洋大型远洋船的主要厂家，由工部都水司直接派员管理，属建制完备的国家船厂。《明成祖实录》记载了永乐元年至十七年（1403 —1419 ），全国各地造海船数达2735艘，其中“福船”为性能最优良之船只。《明史·兵志》这样形容道：“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底尖，其上阔，其首昂而上张，其屋高耸，设楼三重于上……其桅二道……”。郑和下西洋所乘之船只，应以此类大型福船为主，辅之以其他各类中小型船只。

郑和下西洋年表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关于郑和下西洋之目的，中外史家看法有诸多相似或不同之处，笔者就自己所搜集的资料试着做一个总结，有遗漏之处，欢迎大家指正：

探查惠帝踪迹，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史·郑和传》）。成祖即位之时距明朝开国已三十年有余，此时国势强盛，加之成祖得位不正，而建文帝又不知所踪。故而派遣郑和率领舰队西行，一方面打探建文帝消息，另一方面则展示永乐皇帝统治下大明国富民强，非建文之羸弱可及。建功立业，彰显声威，向天下万邦昭示成祖登临大宝的“合法性”。同时“宣德化而柔远人”，向海外诸邦宣示大明天子威仪，一旦吸引到番邦前来朝贡，则显然有助于达到永乐皇帝的政治目的。怀柔四海，“声名施及蛮貊，使普天之下，含灵蠢动悉沾德化，莫不知有其君而尊亲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通过庞大的舰队及其所蕴含的巨大军事，政治力量压服不尊王化的蛮邦，另一方面则吸引倾心向化的小国前来朝觐大明皇帝。 “宣谕”海外和“册封”制度。自洪武初年始，明太祖即遣使去往周边各国“宣谕”，要求各国前来朝贡，奉表称臣。而郑和下西洋可以看作是这一方针政策的延续和发展。

以上所提及的种种目的，显然是以政治为主导，军事外交为辅助，而经济贸易所占的成分极少。郑和舰队每次出洋时，往往装载大量金银、铜钱、瓷器、丝绸、茶叶、棉布以及农具等。这些物品所换来的通常是海外小国所呈上的“贡”，即专供皇室和贵族官僚享用的象牙、香料、珊瑚、珠宝、药材及珍禽异兽等奢侈品。总体来说“厚往薄来”，“贡少赐多”，属于赔本赚吆喝的行为。此种航海活动并非像西欧航海业那样为国家创造巨额利润，反而损耗国库，乃至于危及国家经济利益。从这里不难看出，郑和的航海行动与西方航海家们受经济利益驱使而对未知水域的探索是完全不同的。

大发现时代

西方的大发现时代始于15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强势崛起严重阻断了陆上交通，另外两处通往远东的重要中转站——北非和红海的交通运行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追寻财富的刺激下，欧洲各国希望通过以开辟海上航路的方式，找到通往出产香料和丝绸之地的新商道。来自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各国的水手们在数百年间沿着他们熟悉的航道，驾驶着船只在地中海一带小心翼翼的游弋着。他们航行的路线通常不会离海岸线太远，被称为“航海员亨利”的葡萄牙王子改变了这一切，他鼓励探险家们在远离海岸线的未知水域中探寻通往西非的新路线。航海家们显然没有辜负亨利王子的期望，葡萄牙探险家们在1419年和1427年分别发现了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1498年，达·伽马将非洲大陆最南端的风暴角命名为好望角，在一路探寻不为前人所知的非洲东海岸后，最终抵达南亚次大陆。

亨利王子雕塑

受“地圆说”影响，当时的一些学者和海员们相信只要一直朝着西方航行就一定能够到达传说中遍地金银的东方世界。在此背景下，效力于西班牙王室的意大利人哥伦布在1492年8月3日从西班牙帕洛斯扬帆出海。哥伦布的远航虽然没有抵达印度，但他却发现了散布在加勒比海上的大片岛屿以及中美洲的海岸线。哥伦布的探险为西班牙人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通过一系列的征服与开发，在大发现时代进入尾声之时，西班牙人已经占据了北到美国西南部，南抵智利、阿根廷一带的广袤土地。于哥伦布同一时期的葡萄牙人佩德罗·卡布拉尔则探索和发现了巴西，并引发了西葡两国之间围绕新领地所产生的一系列矛盾。

英法两国也相继派人出海探寻新的航道和土地。1497年，为英格兰人效力的意大利探险家卡博特抵达纽芬兰。二十余年后，他的同胞，效力于法国国王的韦拉扎诺则发现了哈德逊河的入海口。在此之后，曼哈顿岛，詹姆斯敦，魁北克等一系列新的土地相继被发现，欧洲殖民者们在瓜分领地的同时，也陆续建立了大片殖民地并确立了新的贸易商道。大发现时代直到17世纪初才趋于沉寂，此时的欧洲殖民者们已经可以通过海路完成环球航行，大片殖民地以及定居点的建立为货品和信息的交流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欧洲人所展现的远洋航行能力及科技军事实力以完全领先于世界其他各主要文明，此时日薄西山的明朝面对日益崛起的满洲人以及西北边境桀骜不驯的蒙古部落已是力不从心。游弋在中国东南沿海的船只也大都属于与欧洲殖民者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私人海上武装力量，而非大明王朝的官船。

原因分析禁海令的颁布。元末明初之际，因严重的倭寇袭扰，明太祖在立国不久便发布禁海令，以禁止民间出海的形式，防止国内商贾勾结倭寇从事海盗贸易，从而保证沿海安全。后来发展到罢市舶司，颁布法令，强调“片板不许下海”。这一规定显然为明朝禁绝海外贸易的基本政策定下了基调。海上贸易活动的衰落。元末因倭患猖獗，朝廷将南粮北运的海上航线改为内河航运。虽然洪武初年曾一度恢复海运，每年运粮达到70万石，但不久亦因禁海而停止。此种因噎废食的行为，使鼎盛一时的国内海运业转为萧条。更严重的原因则是海外贸易活动的衰落。禁海令颁布后，不但禁绝民间贸易，官方的朝贡贸易也很惨谈。明太祖时期，除派出使臣进行宣谕和招徕之外，无一艘官方对外贸易的船舶出海。郑和下西洋虽然是大规模的官方海上经略活动，但以政治目的为首要任务，并无真正的经贸活动。在此之后，即便是官方的朝贡贸易，亦被加以限制，例如规定必须履行“勘合”手续，无“勘合”即使商船已到口岸也不允许进口。以后更是严禁一切“番香番货”往来互市。禁海所导致的海上经贸活动的衰落，使中国造船业失去了根本的发展动力，进而导致了航海业的进一步衰落。保守的海防思想。明初的海防是出于防倭的需要而建设的，基本思路以防卫为核心，所谓“炮台为经，师船为纬”。郑和下西洋是国家所支持的海外经略活动，有“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政治威慑动机，主要以成祖皇帝的个人意志为主导。成祖逝世后，这一靡费国家钱粮的政治行为被攻击为“弊政”，此后明朝便恢复了其保守，内向的海防政策。相较于北方内陆的蒙古诸部，来自海上的威胁对于明朝来说只是疥癣之疾。再加上明朝国政本不志向于海外，又无海上贸易之需求，因此航海业的衰退也是必然之势。皇帝个人意志的转移。1423年，郑和六下西洋期间，三大殿因雷击而失火。对于缺乏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古人来说这显然是不得了的凶兆。惊恐的成祖皇帝认为是上天示警，翰林院侍读李时勉等趁机进言下西洋之弊，将原因怪罪到郑和的航海行动上，导致此次航行“中道返回”。次年仁宗承继大统，虽即下令“罢西洋宝船”，调郑和任“南京守备”，带领“下西洋”的官兵修理南京宫殿，并且不发给他们维持生计的月粮。时任南京地方官的李隆仗义上书请米，仁宗才勉强同意，却拨下专给囚犯吃的罪人米充抵郑和官兵的口粮。宣宗继位后，郑和副手为修缮南京故宫的军民请赏，惹得宣宗皇帝天威震怒，命司礼监斥责“郑和毋妄请赏赐”，甚至警告郑和“谨守礼法、毋窥伺朝廷，一切非理之事，不可妄有呈情”。经济效益的匮乏和政治影响的衰弱。下西洋活动未能与外邦建立长远的外交关系。航海停止后，海外诸番与中国的关系渐渐疏远，“外藩贡使多不至”。明宣宗为扭转诸国朝贡不继的失落局面，于1431年1月派遣年迈的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1433年3月，郑和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古里。郑和死后，明朝廷彻底否定航海政策，实行毁船禁海的政策，开始了闭关自守的漫长岁月。而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所有的官方资料以及总结整理的航海路线和航行经验亦被付之一炬，令今人难以探知每次远航的确切规模，行经路线及外交经过。传统文化中对于科学技术的轻视。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阶级分类特点导致手工业者社会地位不高。科举制度虽然为朝廷选拔和培养了大批治国明理的读书人和士大夫阶层，但对于技术的推动和创新却没有多大影响。国家所选拔的人才是饱读诗书的文人而非受过数学科学教育的技术型人才，少数开明之士对于新技术的探索难以改变整个社会的大风气。而同一时期的欧洲人并不以身为技术工人为耻，即便是受过教育的人也可以投身于技术领域。结语

古代中国人对于火药与火药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无疑要早于欧洲，但在经历了元末明初大规模的火器运用及生产技术的提高之后，明朝火器的发展进入了相对缓慢甚至于停滞的状态。诚如雨果所言“像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的发展成为一种奇妙有用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虽然地理大发现的最根本的动因是对于财富的追寻，但其背后所体现出的欧洲国家的技术优势却是不容忽视的。欧洲人的制炮及金属冶炼技术在15世纪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所生产的火炮品质超越世界其他各国。随着时间的推进，新的技术突破不断出现，其产生的直接后果便是欧洲对于其他各主要文明的优势持续拉大，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这些优势不仅体现在武器的生产制造上，对于造船、航海业亦是如此。当欧洲人成功地把这些技术优势融合到一起时，以风帆为驱动，能够横渡大洋并且搭载大量火炮的海上战舰无疑成为其他国家所不得不面对的噩梦。当欧洲人凭借坚船利炮横行海上并带回大量财富时，封闭国门的大明王朝最终与海洋时代渐行渐远。